现代文学精神领域的思想邻壑现象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美誉度的名词。在日常生活中，无政府主义曾等同于自由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邪恶，它意味着无组织无纪律，用俗语说便是无法无天，那是一直需要“反对”的对象。在政治文化层面，无政府主义曾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在有些经典著作中还被宣布为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中国现代历史表明，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一度处于同步关系，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与无政府主义革命组织的成员，例如巴金、蒋光慈、胡也频等，离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过一两步之遥，事实上相当多的这类人士都成功地跨越了这一两步，但人们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不共戴天。在历史认知范畴内，人们光知道“以人划线”是相当危险的做法，殊不知最危险最不科学最容易导致巨大谬误的乃是以“主义”划线，无论这个人的思想内涵和人格品德如何，一旦“主义”不对，立即打入另册；这时候，“以人划线”反倒是值得珍视的判断方法了。

这样的历史认知决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冷冻状态。虽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央党校就已经整理过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内部资料，８０年代又正式出版过类似的资料集①，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因此启动，包括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也可能较为温和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才真正出现向学理深度进发的势头，单是陆续出版的博士论文便有四五种，其中，张全之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学术深度较为明显，学术创新力度较大②。无政府主义及其文学的研究应能从学理方面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足够的启发，从史识方面为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无政府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提供珍贵的导引。现谨从思想邻壑现象和意念理性角度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国角色提出一种认知策略，进而分析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天然因缘。

一、思想邻壑现象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进而成为凶恶的敌人的过程。虽然这种价值体系确实存在着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形式专政的思想因素，但在社会革命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巨大的批判力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都须借重的对象，将无政府主义当作凶恶的敌人，自然有着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同时也透露出相当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心理信息。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派别的共产主义。不过它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确有很大差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曾明确著文批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论”表示过“绝对的不赞成”①。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１９２１年前后还与陈独秀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针对《新青年》阵营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进行猛烈的反批评。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分别揭载于走向政治化的《新青年》和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应该被视为那时候颇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论争。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严重的分歧，便在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认识上。当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倡“劳工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专政：“无论任何种之专制政治，统治者都有莫大之威权，所以一实行起来便变成官僚专制，断没有真正的劳工专政”②。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早就认为，一切专政统治都不具有学历上的合法性：“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ｅ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学说也”③。后来还明确宣布“反对未来的所谓劳农政府及集产制度”④，反对列宁的苏联政权，认为“李宁拿马克斯的集产主义，在俄国实施起来，弄出劳农政府”，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异教异派⑤。这种无政府言论，对于志在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看来，当然是应该加以批判和清除的异端邪说。

问题是，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持共产主义之论，它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近似点远远多过分歧点。“共产”也曾是无政府主义观念的重要关键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曾创办过《共产》杂志；师复曾撰文倡导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上海曾成立过“无政府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对腐朽的剥削制度痛心疾首，对资本制度发出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相类似的敌忾，与共产主义者有着完全的共识。无政府主义主张不妥协的革命，其彻底程度甚至超过了最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民的自由，公众的平等，倡言“劳工神圣”，其激烈态度并不弱于共产主义阵营。甚至，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对于孔孟之道的否定，对于国粹主义的声讨，都与最进步的新文化思潮步调一致⑥。这无论如何属于一种同路人的言论，共产主义者似乎毫无必要对之防范过分，更不应将之视为宿敌。为什么会将思想迹近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呢？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学说外，更重要的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非常担心，越是迹近共产主义理论的异己思想或异质思想，越容易在精神影响方面产生种种混乱，进而混淆甚至歪曲正统的革命理念。这种思路实际上体现为思想邻壑现象。所谓思想邻壑现象，是指思想表述和理论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理：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与自己观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与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出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类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清界限的焦虑，这颇类似于中国成语“以邻为壑”所昭示的那种人生现象，不过体现在精神现象中其意义却并不那么消极。

思想邻壑现象无论处于传统文化环境还是现代文明社会，可能会使人们麻木而无所憬悟，但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一个政治组织对于内部出现的异见者以及叛徒之类的憎恶常常不亚于对敌方的仇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不止一个阶段，都首先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宣布为最凶恶的敌人。这其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原理是：人们的行为总是基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当其处境被认为是熟悉的，其意义配置也完全清楚之时，人们就可以在这里根据其认知组织他们自己的行为并期待别人的行为①。理论行为更是如此。完全敌对的思想理论无法扰乱思想主体表达的话语环境，因而显得并不可怕，但相近的思想理论却很容易使得这种话语环境受到干扰甚至遭到破坏，因而必然引起思想主体的格外警惕。因此，越是在思想上与主体相近的非主体思想，其对于这种思想环境的破坏就可能越大，对于主体思想显在的或潜在的威胁和危害就越大，这就逼得思想主体对这些某些时候甚至可以称为“同路人”的邻近思想实行“邻壑政策”，从而使得思想邻壑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得到十分普遍的展现。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也怀有思想邻壑的心理，虽然他们口头上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称为“同类异派”，表示要“协同进行”②，但心底里却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所防范和戒备，甚至是公然的仇视，攻击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为“拍马屁”③，明确宣布“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反对马克斯主义”④，完全不见了宽容忍耐和“协同进行”的心胸。原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而是相反，他们的许多思想都已为马克思主义所覆盖，是精神上以邻为壑的心理迫使他们人为地拉开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