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与海外现代文学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者看来，文学就是作家创作的单一文本，文本以外大规模的社会内容通常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然而，在高效组织的现代社会模式中，文本已成为嵌入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一环，文学生产作为全社会规模的文化生产的一部分，日益受到文化生产的体制和规律的影响，分享着文化生产的特征。因而欲求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实践方式和文化规则，就必需引入文化生产的观点，从整体的社会生产系统来理解文学，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生产模式变化与文学发展的深层联系。在这方面，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以其对于西方理论的“近取”优势和开放心态，鉴取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理论，对现代中国的文学场域进行整体观照，系统反思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生产系统的内部症结。“文化生产”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学说从狭义角度对这个概念做了完整的表述，伊格尔顿把文学艺术看成有组织的社会化生产形式的产物，是现代工业形式组织的报刊、书籍、音乐、广播、影视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他注重从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纯粹的个人创造角度来诠释文艺，重视考察现代社会化大工业体系中文化的产生、传播和消费影响方式，由此解释现代文艺所具有的“艺术生产”和“文化工业”的性质。广义的“文化生产”以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为代表，所谓“文化生产场”就是拥有文化、符号等资本的行动者的动态集合，布迪厄以场的独特视角来透视文学现象，将涵义复杂的资本、习性的概念引入文学场内，将文化生产置于行动者与规则化的场域互动状况下来认识，以系统的社会观点拓展文化生产学说的边界。这些理论透射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原本遮蔽的视域，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看，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世纪30年代都市文学生态的成熟和延安时代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革命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三个时期，在这些时期，文学形态的鲜明变化正与社会文化生产系统的大规模变革相联系。在现代中国复杂的现代性境况中，社会文化生产模式的不断变动塑造着文学的形态、规则和实践方式。而这种深层的历史运动，在宏大的革命化叙述中通常容易被遮蔽和掩盖，西方学者运用“文化生产”视角，楔入现代中国历史变革和话语转型的社会内在层面，呈现大规模社会系统变动中文学的生产方式，反思其中蕴含的历史悖论和时代症结。

一、晚清至民初：文化生产与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扩张，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因素在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酝酿，逐渐催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其中报纸、刊物等现代传媒的出现，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印刷出版组织的形成，教科书、普及读物及大众娱乐读物的兴盛所导致的具有现代工业化和社会化性质的文化生产的出现，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和文学模式的转型、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身份的变化，甚或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发生，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而深刻的历史作用。虽然如此，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这些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转型不可或缺的社会外部条件和物质性基础的关注相当不足，在这方面，美籍学者李欧梵从现代性角度进行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李欧梵接受了西方流行的现代性理论的影响，并且更加关注中国现代性的自身形态，他意识到要理解中国现代性，不能仅仅西方理论的套殖，而必须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资料的累积或文体的比较，慢慢呈现出现代性发展的面貌，想要完整描述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因而，当李欧梵开展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时，他特别注意到现代性的抽象观念和文化之间连接的工具，也就是晚清的报纸、杂志、刊物等具有现代性因素的印刷出版媒介的出现，这些早期文化生产方式的诞生急遽影响了文化和文学的传播和影响方式，使得新小说为代表的启蒙话语在晚清得以迅速发展和扩散，同时也使得文学形态发生内部的变化；另一方面，成规模的文化产业的出现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越来越多的文人能够摆脱原有的对王朝权力的依附，依托新的社会经济条件获得较独立的地位，并且以新的方式参加到变动的社会结构之中。

早期文化生产的出现对处于现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影响，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李欧梵更关注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构成与现代文化生产的印刷媒体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本尼迪克森•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给予了李欧梵重要的理论启示，安德森提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报纸、一是小说。通过阅读报纸人们会产生一种“虚空的共时性”，仿佛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而共同的社群也就由此形成。这种抽象的想像，于是成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促成这种想象的正是具有早期文化生产特征的印刷媒体。由此李欧梵分析了梁启超在现代中国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梁启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像。”[1]正是梁启超通过报刊上新文体的实验和新小说的鼓吹，表达了自身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想像和认定，传达了新的历史观和进化、进步的观念，而这种贡献却是不可缺少印刷媒体等新的文化生产模式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因为现代印刷媒体制造出的空间事实上是可以无限大的，它突破了传统政治面对面的空间格局，而以新的有效方式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像和凝聚提供了历史契机。此外，李欧梵也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2]晚清的印刷媒体、报章杂志种类繁多，为科举废除后的文人提供了重要的生存空间，而恰是这些参与办报撰文的“半吊子”文人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像。通过对报章杂志中晚清小说文本的整理，李欧梵意识到正是在大量通俗小说、娱乐作品的生产中，产生出了平民大众当时对现代性和现代中国的普遍想像，同时又产生了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文体模式。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缔造因此在这些小说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早期文化生产设施无疑为这些通俗文学发展的根本诱因，同时又积极促进它们的扩散和传播，由报刊杂志所营构的文化空间包容、滋养了鸳鸯蝴蝶派等现代通俗文学，而这些通俗文学中则映现出普通民众对现代性的想像和欲求，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这种朦胧的现代意识发展壮大，形成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