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文本细读的精神

通常意义下，文本细读被视作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文本细读是语义学对文本进行解读的重要方法和显著特征。”文本细读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精神”。所谓“精神”一般有三种含义:“哲学范畴;表现出来的活力;内容实质。”本文取二、三种含义，即“文本细读”能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并显示一种“生命的活力”。“细读”即为“表示任何以详细研究文学作品的语义、方法、韵律、格律等方面之内，以结构为主要任务的批评分析方法”。文本细读之方法理所当然地为现代文学教学研究者所运用，并结出了硕果。然而，综观现代文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许多研究者虽然秉持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但似乎并未遵循文本细读的“精神”。即没有如实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从而也就放逐了文学研究的“生命活力”，于是滑入“感性”的文本细读层面。

一、引注混乱:“文本细读”中的臆想性

赵树理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受到较大关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如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茅盾的《关于〈李有才板话〉》，以及荃麟、葛琴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在这之后，关于赵树理的研究著述也往往以茅盾等人的评论文章为参考依据。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后来的这些研究著述在参考前人成果时，无论是引述还是标注都存在诸多错误。

首先，引述“原文”语段错误百出。例如，一本为中文系学生编撰的现代文学指导用书中有一段话说到赵树理发表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乡土题材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这段表述是存在问题的。茅盾当年评价赵树理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时认为，该小说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而不是评价《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这两部小说的。竟然还有学者把茅盾的这句评语当作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观点，着实令人不可思议。此外，有著述引用了郭沫若评价赵树理乡土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一段话，所引用的话是“我(指郭沫若)”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意义”。这段话中所引用的郭沫若评语有着明显错误，首先是搞错了研究对象，其次是引文内容不准确。郭沫若于1946年8月16日在《文汇报》上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是《〈板话〉及其他》，不是评价《李家庄变迁的》，文中原话是“我(指郭沫若)”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感情”。该编著在引用原文方面错了三处，即误用“简朴”“和”“新的意义”三个词语。

其次，标注“引文”混乱不堪。所谓标注，是指标出资料的来源出处。例如，一本研究赵树理的专著中有个页下标注是:茅盾《论赵树理的创作》。这儿把文章名称也标错了，茅盾当时写的评论文章是《论赵树理的小说》。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漫谈的书中，标注茅盾的评论文章《论赵树理的小说》一文的出处是“《文萃》1947年第10期。”这里把发表年代搞错了，茅盾是于1946年12月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另有两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都有个页下的引注:茅盾《谈〈李家庄的变迁〉》，《文萃》第2卷，1946年第10期。查阅研究资料发现，茅盾从没有写过《谈〈李家庄的变迁〉》这篇文章，而写过《论赵树理的小说》，就发表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窥一斑而见全豹，诸多错误和硬伤存在于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研究者的惰性心理和捷径习惯使然，研究者虽然也阅读了文本资料，但不是真正的细读，更不是对“原始资料”进行的文本细读，于是在引注方面错误百出，混乱不堪。

二、妄加评论:“文本细读”中的定势性

长期以来，梁斌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旗谱》备受称赞，被纳入“三红一创”经典之列，溢美之词如《红旗谱》的“作者是有着很强烈的史诗意识和史诗追求的，而作者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史诗的高度”。这种从思想内容层面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内容往往是形式的内容，就文学作品而言，形式主要指向文体中的语言、修辞和结构等层面。于是，若从语言修辞层面来细读《红旗谱》，则会发现学界已有的评价不够客观，并且产生评价定势倾向。然而，直到2010年6月，标题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一文刊登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冲击了一直以来阅读《红旗谱》的定势模式，如该评论文章标题所示，《红旗谱》“每一页都是拙劣的”。这虽有夸张之嫌，但小说《红旗谱》中的语言表述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商榷。例如，小说开端一章中有段话讲到主人公朱老忠在候车地方看见一个男的背身站在售票窗口处，朱老忠乍看到这个男人的形象是“长身腰，长脑瓜门儿，挺实的腰膀”，朱老忠便嘀咕了一句:“嗬!好面熟的人!”这段话意思是说朱老忠在车站里认出了20多年不曾见过的童年伙伴严志和。可是，20多年不曾见过的一个人背对自己站着，怎么可能会一下子认出来呢，这个情节显然不太符合生活逻辑。文学来源于生活，然而，《红旗谱》中像这般“非生活化”的语言表述与情节安排比比皆是，但长期以来研究者赋予这部小说的溢美之词则多而泛滥。究其原因，固然与注重作品内容而忽略艺术形式的社会历史批评语境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文本细读”中的定势思维———人云亦云在作祟，这显然背离了现代文学应有的研究精神。

此外，“文本细读”过程中的定势性现象还能从研究者对小说《红旗谱》作出的“故事梗概”方面加以证明。例如，一位研究者曾这样概括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该小说开篇就讲述朱老忠一家人受到本村地主的迫害，父母亲被地主气绝而亡，朱老忠的姐姐受侮辱后跳河自杀，朱老忠一家子被迫逃亡远走关外。然而，小说原著一开始就没提说过虎子(朱老忠的小名)的母亲，因为虎子娘在虎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朱老巩(虎子的父亲)病死之后虎子独自逃到关外，哪里有朱老忠一家人被迫流浪关外的情节呢。另有编者概括《红旗谱》的故事情节则这般表述:小说中“性情十分暴烈的朱老巩被地主活活气死了”，直到“30年以后，逃亡的朱老忠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锁井村”，等等。小说原文意思是:朱老巩被气吐血晕倒，回家就躺在炕上，这样病了半个多月后死去，虎子逃走去了关外。二十五年之后，虎子(即朱老忠)带着老婆和两个儿子回老家锁井村复仇来了。可见，上述故事梗概是不准确的。这显然都是受到多年来《红旗谱》故事梗概的“定势干扰”，从而“臆想”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