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反智性的转变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瓦解了四民社会的根基，中国的“士”阶层作为社会重心的声望开始日趋下沉。到“五四”前后，当传统的“士”转化为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并作为一个社群崛起时，这一颓势也未有多大改观。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主观意愿上已日益疏离于政统。之后，随着“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的建构，现代知识分子迅速地分化为革命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大社群。而革命政治意识形态最终赢得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领导权。尊崇民粹观念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其话语体系内不断地对工农大众“圣化”，又不断地把知识分子“矮化”，最终知识分子被驱赶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这一历史的行进中，不仅革命知识分子、大众始终对知识阶层的价值有所质疑，而且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走上了“反求诸己”的窄路，渐而这一历史实践的某些合理性也逐步丧失，反智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终于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当这一思潮渗透在新文学开创的知识分子叙事系统时，在反智立场上对知识分子价值进行解构性的书写也形成了具有线性意味的历史。

一、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反智论的潜流，然而在清末民初乃至“五四”之后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促其萌生、勃兴的力量却源自西方。其时，西方各家思想学说蜂拥而至，“群雄竞起”而“百家争鸣”，并未有一种思潮能力排他家学说获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但法国无政府主义、俄国民粹主义因其鼓吹“互助论”、“以民为粹”颇具道德感召力，因而成为当时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思潮。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越过社会政治运动的边界而波及到文学界，其明晰的标志便是文学运动对“劳工神圣”这一观念的接纳与宣扬。“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最初本由蔡元培1918年11月在庆祝协约国胜利演讲会上提出。1920年5月蔡氏又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上题词“劳工神圣”，与孙中山之“天下为公”一并刊出。当时的知识界人士纷纷著文对此表示赞同与呼应。蔡元培在其演讲中曾明确指认“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1］

但许多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并不以之为然。他们将“脑力”与“体力”严重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部分更为激进的批评者甚至不仅把知识分子从“劳工”的范畴中剔除出去，而且把知识、知识者知识的获取，均视为人间罪恶的渊薮。在这浓重的颇具民粹意味的“劳工神圣”的时代氛围中，不少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拥有知识的合法性质疑，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由此发端。浸润在“尊劳主义”风尚中的文学界，迅速地对这一思潮做出回应。在1920年前后，一些知识分子写作了大量讴歌劳工的作品，但凡叙事中出现知识者与劳工同时在场的文本，基本可提炼出一个叙述模式，即通过某个具体事件展示劳工阶级的种种美德，作为示范而对麻木的知识分子形成感召。这与“五四”时期劳工文学中另一常见的叙述模式，即描述劳工的悲惨遭际意在唤起他们觉醒的作品，形成了一组微妙的反讽。“五四”启蒙指向的两个向度:对知识者自身的拯救与唤醒麻木的大众，在这一反讽的张力中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奇景。知识者要负责劳工大众的觉醒，而觉醒的劳工要负责知识者灵魂的救赎。如果说“‘五四’人生派乡土叙事中小说家们主要站在思想启蒙的立场上理性审视乡土农村，所取的视角是俯视的话，”那么，劳工叙事的字里行间则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的仰视和崇敬。鲁迅于1919年12月1日发表在北京《晨报•周年纪念增刊》的《一件小事》，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时风体认的一个象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真切地表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劳工大众面前普遍具有的原罪感。在这一时期，通过文学书写和政治辩论对知识分子大加挞伐，具有浓烈反智倾向的著名人物是瞿秋白。在瞿秋白心目中，知识阶级与统治者不过是一体的两个名称而已。

他在政论小说《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中质问，“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什么?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一班人。”［2］在其看来，知识阶级尤其是旧的知识阶级成了旧道德旧制度的代名词，不铲除之社会就不得进步，所以必须打倒知识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传播一改历史上对工农阶级的轻贱，有力推动了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促进了革命的进程，但其“重劳轻智”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的定位。在其介入文学叙事之后，它集中放大了劳工“神性”的一面，而在传统中作为道统承担者的知识分子，却普遍地被赋予软弱自私的品性。当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原罪”意识被成功地开启时，新文学反智叙事传统的逻辑起点也由此奠定了。

二、1928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这篇长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对“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做了评估，在对知识分子于启蒙运动的业绩稍作肯定后即提出了文学知识分子应该前进的“方向”，“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3］而早在两年之前，郭沫若也曾放言:“文学的这个公名中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4］他们的鼓吹不仅为“革命文学”的语言形式、内容及功能指向做出了规范，不仅强化了文学与政治的联姻，而且把评判文学、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唯一化。而以此为绳墨，大多数文学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实践很容易被置于不道德的境地。

当然，成仿吾希冀的“革命文学”在当时并未经文学实践而实现，倒是“革命+恋爱”的“革命文学”迅速地成为一股时尚左右了当时的文坛。此种范式的“革命文学”承袭的语言模式依旧是五四时期知识阶层的流行话语;而其叙写内容也仍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思想。当时及后来的批评家普遍认为，这类小说有违艺术原创精神，不过是一种叙事模式公式化地机械复制而已。而更令职业革命家不满的是，这种“革命文学”为残酷的革命现实蒙上了一种罗曼蒂克情调。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曾著文《革命的罗曼蒂克》从艺术和政治两个维度对这一风潮进行了清算。他说:“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只提供了“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5］一位研究者这样表述，“在这种所谓‘小布尔乔亚式’的恋爱纠葛转向‘普罗列塔利亚式’的英雄壮举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现实逻辑和心理逻辑的桥梁”。［6］“革命文学”种种不成熟的表现，包括它叙事逻辑上醒目的缺陷，显然不能草率地归于革命小说家的幼稚。在历史的视域内考量，后来的“延安文学”才是真正符合成仿吾标准的“革命文学”。而“延安文学”之所以超越“革命文学”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其得益于文学知识分子能够深入体验真实的“革命环境”的历史机遇是分不开的。“革命+恋爱”的“革命文学”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革命运动的回应，它为处于时代惶惑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都市的边缘知识分子设计出的革命之路本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但大多数出身于亭子间的革命文学家明显缺乏对革命的深度体验，对革命策略的熟稔。当他们企图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述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然性时就不免力有不逮。而当知识分子与大众融合的复杂过程(不管是理论预设或是历史实践)这一更为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不能被革命文学家了然于胸时，与之相关的书写也只能在“革命文学”的文本中暂付阙如，而那种“突变”叙事逻辑作为现实逻辑替补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换言之，革命文学家“圣化”工农大众，对工农阶级的革命能力(理论和实践)、道德程度拔高，或许是出于民粹至上的信奉，但把这视为他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为弥补带有缺陷的叙事逻辑的努力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