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制度（LiteratureInstitution）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文学制度包括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批评等机制。文学制度可以分为“显性文学制度”和“隐性文学制度”，显性文学制度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程序、步骤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学机构、社团、协会等组织体系和以明确的文字表述出来的政策、条文、条例、规则、章程等；隐性文学制度则是指那些蕴含在人们的意识、心理中，常表现为一种习惯性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方式等，是文学生成过程中的“潜规则”[1]。伴随着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进程和大众媒体的兴起，文学生成和接受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文学的近现代化不再局限于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上，它还体现在支撑文学近现代化的文学制度上，“文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并成为其重要组成内容。”[2]文学制度虽然是有关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体制，属于文学文本之外的范畴，但它“制约和规定着文学的意义和形式。”[3]文学制度已经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晚清，近代中文报刊开始聚集作家、刊载文学作品，作为大众媒介的报刊成为文学生产、传播、交流、消费的纽带，逐渐从报刊的媒介特性和商品特性上影响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等方式，并通过这些方式逐步形成显性或隐性的文学制度，报刊成为建构近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力量，推动着晚清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方向发展。本文即以报载小说征文广告为中心分析晚清报载征文广告在近现代文学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和表现。
一、报刊征文广告开始构建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李氏建安书堂刊刻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时曾随书附刊征文广告，其中云“：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4]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征文广告。以后明代书坊主陈龙山、陆云龙及清代李渔、吕留良、张潮等都曾随书附刊过征文广告。但受限于当时相对落后的媒介和传播技术，古代征文广告并未在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过程中产生一种对古代文学有实质影响的机制或场域。近代中文报刊兴起后，报刊广告一举成为近代传播最广的媒介手段之一，报载征文广告为文学“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成为近代文学走向市场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报载征文广告属于契约性的细则条文，是显性文学制度，它们参与了近现代文学制度的建设，主要表现如下：
1.报刊征文广告成为组织文学生产的重要媒介。近代中文报刊出现后，征文广告很快就登上了这种崭新媒介的版面，如1853年，晚清第一份铅活字印刷、也是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创刊号的封面就有“惠我佳函，为此编生色”的征文广告。报载征文广告因报刊传播而产生以前任何广告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申报馆出版的第一部书是一部多达500多篇、分为4卷本汇编的《文苑菁华》，此书是为科举考生备用的，稿件就是通过申报馆发出的征文广告一篇篇地征集而来，从征稿到出书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5]；1877年6月21日，《申报》刊登“访觅《林兰香》告白”，7月19日，“《林兰香》印齐出售”的广告即见报；1879年9月7日，《申报》刊登“搜访《使琉球记》”，10月21日，“《使琉球记》出售”的广告亦见诸《申报》。如此快捷的征稿、出版、发售足见报载征文广告在组织文学生产消费方面体现的优势。由上表可见，自傅兰雅“求著新小说启”始，报载小说征文广告一般都得到了读者积极的回应。如傅兰雅收到的作品超过162部，新小说社的征文使吴趼人和周桂笙走向撰译小说的高峰期。《小说林》征求的稿子也“非常之多。”效果最显著的是改良小说社，该社1908年开办之后，曾宣称每月出版10种新小说，但因稿源缺乏，自1909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仅新出小说1种，而征文广告刊登以后，截止1909年8月17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出版小说34部。效果为何如此显著？我们可以看到1909年6月26日，《申报》、《时报》和《民呼日报》都刊载了改良小说社该次征文广告，其中《时报》连载持续到7月4日，是更多作者见到广告后的投稿解决了改良小说社的稿荒问题。可见，晚清报载征文广告在组织文学生产中已突显出重要作用，它们是晚清小说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
2.报刊小说征文广告规范着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除组织生产外，更重要的是，晚清报载小说征文广告还鲜明地体现着该时代的文学思潮，直接参与了晚清小说的变革、规范着晚清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报载征文广告既是一种契约性质的合同，属于显性文学制度，这种合同和制度对征文发起者和投稿者皆具有约束作用，一旦投稿者产生应征投稿的欲望，他们就会受制于征文广告这种合同，从而产生“征文广告对写作人的修改”这种文学现象。因而，征文广告可以渗透到文学内容和形式之中，规定着文学的生产。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小说征文，包括申报馆的“?书”广告，仅只是希望广告能组织更多的稿件从事生产，用广告细则指导作者创作什么样作品的意图尚不显著。自1895年傅兰雅“求著新小说启”出，报刊载文广告就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指挥棒，有鲜明文学主张的个人或团体开始利用征文广告去影响作家的创作、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并且，凝集着文学主张的征文广告又像简短的文学宣言书一样，借助报刊的传播，影响他人的文学主张，起到传播文艺理论的作用。如“求著新小说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张用时新小说革除陋俗、改良社会：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6]。论者一般认为此段文字和该次征文活动直接启示了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对晚清小说发展沾溉甚深，“可以说，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7]小说改良社会也成为晚清几次较大规模报载小说征文广告一以贯之的宗旨。如1904年商务印书馆征求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1906年9月9日新小说丛报社在《时报》上刊登征文广告：“然欲求其改良之法，自以小说为最有效果。”改良小说社的征文广告“：本社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为主义。”由于与征文要求不符者往往“恕不修复”，甚至出现已刊登仍会被停载的情况，作者创作和投稿时务必以征文广告的要求为旨归。因此，报载征文广告成了文坛的发令旗和指挥棒，规范着一批批的作品按预定的计划模式被创作和出版出来，以1903年吴趼人开始创作的小说为例，《痛史》符合《新小说》征文中“开发国民”的主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符合征文中“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之要求。丁逢甲《扫迷帚》是应1904年商务印书馆征文“社会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然不可牵涉各宗教”之作，姬文《市声》也是应该此“实业小说：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详其不能制胜之故，以筹改良之法”之作[8]，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规范作品的内容之外，征文广告还引导着作品的形式，例如，征文广告对稿件的文言白话、文字深浅、篇幅长短等形式作出要求，从而影响小说体式的演变。如傅兰雅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综，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希望应征小说能有趣味、妇孺能解；新小说丛报社征求的历史小说“或本国，或外国，用章回体，”对内容形式也有明确的要求。有研究者注意到，为了适合连载，征文广告对小说的回数或字数有明确的规定，也影响了晚清创作类章回小说以八回至二十回居多的特色。另如，《时报》和《月月小说》小说征文提倡短篇，1904年至1910年《时报》刊登标示“短篇”的小说105篇，《月月小说》24期则刊载短篇小说73篇，晚清报载短篇小说的兴起，与这些报刊征文的提倡息息相关。作为文学制度的晚清报载征文广告，已经深入地参与了晚清文学的近现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