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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9 | 现代文学论文
一、“方法热”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呈现出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域的态势。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现代文学年会上，樊骏先生曾经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那么，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熟不但牵涉到学科时间的长短、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寡这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这一学科研究成果的内部质量和总体研究水平的高低。同时，具体到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是否在学科史料方面完成了伟大而系统的工程，是否形成了从事本学科研究必备遵循的学术研究范式，更是衡量这一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而这常常被许多研究者忽视。以此为参照，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探讨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在此基点上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使我们的学科真正成熟起来。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解构的时代”，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想的清除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共和国之后独霸学界的阶级论批评话语遭到了质疑和批判，于是，西方各式各样的理论便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乃至系统论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让现代文学研究界着实兴奋了一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吸纳国外异彩纷呈的研究方法之后日益摆脱政治对文学研究的直接干预和宰制，使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本身。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降形成的“方法热”确实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春风扑面的新鲜气象和巨大活力，也产生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对引进的新方法缺乏沉潜往复的涵咏、消化和吸收，许多目不暇接、“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方法更替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和学科推进。相反，这些所谓的“新方法”、“新观念”却被一些对学科发展深表隐忧的研究者视为“T台前走动的服装模特”———表面看来似乎一副新面孔，那不过是模特更换了一套服装而已。
与20世纪80年代解构与纠偏的研究心态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地域文化与文学、稿酬制度与文学、大学文化与文学、宗教文化与文学、出版机构与文学等，不断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并收获了一批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让人遗憾的是，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形成、一味摭拾西方理论的研究境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面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局面，解志熙先生就深表忧虑地指出:“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这里所谓的古典化，就是要强调现代文学研究所必备的历史感、客观性和从事常规科学研究应当恪守的学术规范。
的确，经过了目迷五色的“新观念”翻新之后，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作为学科奠基的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仍然是一个促进学科健康发展并走向成熟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值得欣喜的是:近几年来，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呼声愈来愈高，比如，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河南大学会议继续了这一主旨;作为现代文学专业的权威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05年起开始刊出史料专号。这一系列的讯息无不透露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献问题的高度重视。杨义先生曾经提出做学问的“五学”门径，其中有三项涉及到文献史料问题。就现代文学学科而言，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设工作，内容广涉学科诸多方面，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编撰、收集、校勘、辑佚与整理，作家年谱、传记的编撰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学科研究史、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目等，但学科史料建设工作仍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空间。
二、跨学科的史料问题
现在是一个高扬创新的时代，究竟什么是创新?现代文学研究该如何创新?这些问题，并非不言自明而是应该进一步加以追问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谈及学术上的创新，他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这段话每每被学人所引用。但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陈寅恪把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置于创新的首要地位，他在此并未言及新理论和新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并不是特指历史学科，而特别指出此乃“古今学术史之通义”。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的确是不言而喻的，我主要从自己近几年的研究实践和个人体验，谈谈关于跨学科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跨学科研究蕴含着研究者走出封闭的学科格局并力图实现创新的研究期待，也许正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碰撞激活了本学科内部原本觉察不到的新的生长点。事实上，很多看似不同的学科之间本来就没有“森严壁垒”的学科界限，而是存在着“剪不断”的内在关联，因而，研究当中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固守某一学科的领地，跨学科研究不但提供了研究创新的契机，也引发了新的学科的诞生。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鲜见。杨义先生近些年来一直积极从事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研究实践，就是借鉴了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成果和研究范式得出了富有创见性的结论。当然，其他如中国现代文学与出版制度、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等的研究都可以视为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均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文学跨学科研究应该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的学科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一是相关的学科所涉及的文学研究方面的史料。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每每谈到跨学科的研究，一般总是侧重于相关学科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方面给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对于后者———相关学科涉及的史料问题，似乎重视不够。
我这几年从事“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课题，深切体会到相关学科的史料对于深化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近几年来许多研究者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和研究热情。许多研究者主要是借助西方语言学理论，而对于语言学科的相关史料却很少涉及。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从事该课题研究时，力争多占有材料，不但大量研读新文学倡导者关于语言的论述，还旁及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研究。就刊物而言，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很少涉及与现代文学有密切关联的刊物《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教育杂志》。就我的阅读所及和视野所限，目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人看重这些刊物。研究者不是不知道这些刊物，也许只是把这些刊物看作是和语文教学或语文研究有关，实质上，中小学国文教学与现代文学有紧密关联———这一问题钱理群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过。如果仔细翻阅《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教育杂志》等刊物，其间有许多论述关涉中国现代文言与白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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