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特点简论

关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发掘其特色，有人认为，贵州文化的主体特征是山地文化，也有人认为是民族文化，还有人认为是高原文化或森林文化。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贵州文化是一个多元、多样、多层次“多元一体”的文化系统。史继忠认为，“从总体上看，贵州地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在贵州文化构成中，汉文化固然占着主导地位，但它不是纯粹的汉文化，而是夹杂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存在，而且少数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种，而是分属苗瑶、百越、氐羌和濮僚文化体系，并演化出多种民族文化，如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水族文化、彝文化、土家文化等等”。［1］146

从地理位置来看，贵州又是典型的内陆省份，深受周边文化影响。在贵州，黔北一带明显属于巴蜀文化的范围，黔东一带颇受荆楚文化的影响，黔南及黔西南与两粤文化多有共同之处，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区又近乎滇文化。事实上，用“多元性”来概括贵州文化当然说得通，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贵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来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来源”文化的共存。正因为存在着“多来源”文化的共存，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固然有迹可循，但呈现更多的是多种文化的“共生共荣”。所谓“共生共荣”指的就是多样的文化至今仍然活着，它们各自以其传统为母本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发展，在“一体”中各显个性。这说明贵州地域文化是一种文化宽容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长，各显其长，相得益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多元一体”在贵州这个特定环境中，以“多元”体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以“一体”体现各种文化共处一地的和谐与协调。贵州文化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共荣共生，给这里的各种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和权利，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虽然也相互制约不能让某一文化获得长足发展而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文化权威)，所以各种文化现象都得以延续下来。在这里，传播与传承保持着相对的平衡，各种文化之间也维系着某种均势。尽管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但持续的时间不过五六百年，强度也远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区。因此，相对传统主流文化，贵州地域文化更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而作为由不同的行政区划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几种地域文化在贵州交汇，因其皆成弱化状态，而且又继续受到四周文化的影响，因而这些文化并未融为一体，仍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只不过范围大小有所伸缩，在贵州境内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区域已无迹可寻的“文化孤岛”现象的遗存，许多在中原早已失传的文化却至今仍在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终充满生机，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们说多元、多样、多层次构成贵州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不错的了，而贵州地域文化与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也由此说开去。关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一个最经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开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内在的相通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中体现出的主体性创造，必能续人类精神之火，成为世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是，我们择取贵州地域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特征，追寻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的缕缕回响。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

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中的一段话，用来形容贵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势磅礴最恰当不过了。贵州省境内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岩面积占74%，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开门见山”的地方。张晓松在《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中提到:“在贵州，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资源、生产生活条件，都是由这个山地所提供的，这是贵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础，是贵州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依托，山与贵州实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生命联系。”山地文化是贵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图尔德指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2］12长时期处于落后生产方式状态下的贵州人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山。他们出行、劳作得翻山越岭，得靠打猎、刀耕火种获取食物;住“干栏”式房屋或石头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质生产又适应了简单的文化形态，造成超稳定形态的文化结构和“内循环”的文化发展，由是，“贵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贵州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耿直无华、个性倔强;另一方面，山高路险的封闭环境又使得贵州人不善算计、目光短浅、封闭狭隘、满足现状、不求进取、重土少迁，乡土观念极重。”［3］20综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封闭性。对于这种封闭性也应一分为二来看待。因为封闭，就使得贵州文化背负传统因袭的重负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贵州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与主流文化、周边文化交流、碰撞中，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共生共荣”的局面。诸如:虽然典籍文化相对薄弱，但乡风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虽然代表汉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渐落地生根，但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虽然在对待外来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闭的大有人在，但满怀热情主动接纳外来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终“振臂一呼而改天换地”;更遑论封闭的环境也成就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学理论正是从贵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闭与开放的二重性是互为消长的，随着交通的发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闭的因素将逐渐减弱，而开放的特点将日益强化。当晚清以来席卷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倡导自治的图变之风吹进贵州这封闭已久的“山国”时，贵州人以高昂的开放姿态回应着主潮。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贵州一些开明人士就已创办《黔报》、《贵州公报》、《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地方性报刊。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该学社提出“以个人自治说为起点，以地方自治说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说为最终面积”的学说主张。辛亥革命期间宣布独立的“贵州军政府”称贵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时也意识到“黔中向名山国，风气之开，每落人后”这样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发生期的贵州现代文学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以“开启民智”为鲜明目标，虽然成就不大，但甫一发生，就呼应了时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贵州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省”，不仅汉族主要是移民而来，就连少数民族也如此。汉族自汉、唐以来，就陆续由中原迁入贵州。大量入住，应该是在明、清以后。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贵州有两次大的汉族移民高潮，一次是调北征南(即调集大量军队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万大军屯戍贵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调北填南(即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强迫迁移往贵州等地)，清代中叶朝廷征讨播州藩司杨应龙后，引入大批汉人在“苗疆”屯田垦殖。［4］38这样，汉族在其不断向西南扩散的过程中，不但从邻近的四川、湖广移入，也从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区来到贵州。而少数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东、苗瑶民族自东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从云南迁来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这种移民大迁徙，最终导致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从而基本奠定了贵州文化“多元会合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