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团队创建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1]（P69）而形成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触里把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递下来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樊骏先生与他所接触的几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交往史，来阐释樊骏先生的学科贡献。

一、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人，已经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瑶、薛绥之、田仲济、俞元桂、任访秋、单演义为代表，他们是建国前即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建国后在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文学史研究。他们是这门学科的“前驱者、奠基者”[2]（P484）。文革前，他们的学术思想大体已经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虽然王瑶是正会长，田仲济和任访秋是副会长，但这时第一代学者都年事已高，当时王瑶是66岁，唐?|是67岁，单演义是70岁，任访秋是71岁，田仲济是73岁，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具体事务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这里可以从王瑶给几位学者的书信中确认：王瑶在1980年4月26日给王德厚的书信中说“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瑶致任伟光的信中也说“我能够从未参加具体编辑事务”。[4（]P313）王瑶、唐?|健在的时候，樊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樊骏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瑶、唐?|、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单演义去世后，据单演义的儿子单元庄给樊骏的回信说，纪念文是由王富仁转给他的，待查）五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5]（P5），对于这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必感伤，处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说些溢美之词，也不应该离开当年的实际，轻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5]（P5）。

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处处体现了鲁迅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方法论、原则）。王瑶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定价值的依据，也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6]（P189）。樊骏据此推论出王瑶推崇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其实“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是樊骏自己在评述各位前辈学者的学人系列研究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也体现了樊骏的“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在论王瑶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风格与派别，同样存在着人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5]（P46），需要结合学者的人生经历（当然学术经历是主要内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学者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学术风格。这可以说就是“知人论世”原则（方法论）在樊骏的学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点时，明确地意识到了王瑶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等对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在论述唐?|时，也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从他如何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开始解读的，意识到唐?|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杂”的特点，应该说都是和他自学中形成的杂览的习惯、格局直接相关的，也意识到唐?|是从以文学创作为主逐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这种作家和学者身份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创作实践中磨炼而成的艺术才能和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细的鉴赏力，“艺术感觉极好”，同时樊骏并没有把作家学者化的论述流于一般化，同时指出唐?|的独特性所在，他作为作家，除了创作，他还多方面地参与了文学工作文学运动，与其中众多的人和事有过深浅不等的关系（尤其是与鲁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坛的一些纷争，也就是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并结合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着这一因素的影响作了具体阐述。在论陈瘦竹时，先从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尤其是戏剧研究的现状入手，结合陈瘦竹戏剧创作体验和对于戏剧理论的长期的系统精深的研究这一人生经历来阐释陈瘦竹的学术优势和学术特点，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同样在论述杨犁时，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对杨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读。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7]（P278-2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骏始终注意到了学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从而有效地对几位已故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特点作了深入解读。他并没有单纯就学术（学术成果）谈学者（学术特点），这使得他在分析学者时从来没有把他们游离于他们所从属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游离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游离于他们的学术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联系着整体来说明每个学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现出来的共性，而由此评论这几位学者在整个的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指出他们各自特殊的贡献。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他在评论各位学者时，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准确地抓住具体研究对象（每个学人）的个体特征（学术风格，学人经历），又启发人们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体（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从而扩大了视野，也深化了他对各位学人的具体解读，结合各自学人的得与失，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