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民国灾荒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12－1948年的37年期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次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次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躏之下。在灾害频发的年份，全国竟有一半的国土笼罩在灾害的阴影下，如1928年有1029个县次受灾，1929年有1051个县次受灾。灾害的种类繁多，既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等各种气象灾害，还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既有蝗灾、螟害、鼠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也有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等灾害，并且这些灾害大多并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常常是祸不单行、连续不断或交相发生。在所有的灾害中，最为严重的是水灾，在37年期间全国共有7408个县次受灾，年均200个县次;其次是旱灾，共有5935个县次受灾，年均161个县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灾，共有1719个县次受灾。［1］35－37不仅仅是频仍的自然灾害，同时还夹杂着人祸的因素，致使灾荒愈演愈烈。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对于灾荒形成的原因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2］58－59这就说明灾荒现象的出现不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具体分析民国时期灾荒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政治不清、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水利失修、民智低下、囤积居奇等各个方面，也与救济过程中的漠视民命、赈灾不力、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

“苛政猛于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范长江就描写了一些地方官员在灾情严重之际“救灾不忘收税”，把它奉为政治格言。国民党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预征制度，预征的年限少则一年，有的竟长达三四十年，比如乐至县在1936年已经开始预征1978、1979年这两年的欠粮。“民国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时，已收到民国六十八年。钱粮岁数大过实际民国岁数约三倍之多，这是四川政治的奇迹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种预征钱粮，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灾荒如此严重期中，反而强收旧欠。民间无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数，动辄被关押，押后不给伙食，要自备食费，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这比入监狱还低一等，因为在监狱中还有人给饭吃。”［3］542一些国民党军阀巧立名目，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广东军阀陈济棠统治的潮梅地区，“税捐的名目特别多，乡村的房子要抽税，吃点心也要抽税，乡村游神要抽税，妇女正月探亲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几百种。”［4］难怪人们要惊呼“民国万税”了，这些“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农民即使遇上丰年到头来也一无所有。程率真的诗歌《收获》就反映了农民在丰年也一无所获、濒临破产的悲惨命运。“完了粮银，出了捐款，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地主和债主再要去一半，农人的手中已经没有一文钱。没奈何，只好去推推担担，在肩膀头上磨下几文血汗钱;就这样养活儿女，一步步向前，请看那饥饿的脸，灰暗里永笼罩着一个悲惨!不要说这收获时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农人的笑颜。”［5］

二、军阀割据，政治窳败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与政治窳败，导致了灾民遍地。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中对于1925年四川发生的饥荒作过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国中部，发生过一次饥荒;讲到那次饥荒，贵州和四川两省底启衅，也是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贵州底军队，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经开战后，重被驱逐出来。当这支军队溃退的时候，将凡是宜于负重的牲畜，一概满载着谷粒，携带出境。驱逐邻军出境的四川军队，因为一路上所获给养过少，于是逞其战胜余威，立即将该地被抢剩的食粮，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两方军事当局毫无关系的无告良民，惨受饥荒底侵迫。”［6］101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导致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1929年西北大旱时，“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7］39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军阀为了自身利益，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结果灾荒来临时全省竟无多余的粮食可调剂。面对陕甘大旱，张恨水对灾荒下兵匪为害百姓的行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8］1四川军阀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强派鸦片与强验地契。

这些鸦片烟款只能从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鸦片的人民身上来收取，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收缴烟款之多少，为地方官吏成绩好坏之考勤标准，逼使地方官吏为自身计，便不顾人民死活。其销烟不力者，则记过等处分随之而来，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级地方机关均皆为此而奔忙。”在灾情严重的情形下验换地契，收取验契费，给民众又带来一大负担。“彼等已食树皮泥土，试问有何力量可以纳此重捐?政府催逼验契，农民有将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机会故意犯法者，他们希望被拘入狱，以求得囚粮一饱。”［3］558－559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对水旱灾害起不到应有的调节功能，加大了灾荒发生的机率。1924年，吴佩孚把保护黄河大堤的柳树砍伐卖掉，筹集军费500余万元，对黄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视而不见。［9］30年代初，蒋介石曾将武汉用于修筑堤防的数千万之积存金全部挪用军费，对全国发生的大洪水置若罔闻。［10］1933年5月，四川军阀刘文辉以水代兵将灌县都江堰掘毁，使内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县良田非涸即涝，不能耕种。［11］更为悲惨的是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实施以水代兵的战略部署，悍然下令让部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泛区人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一泻千里，席卷而下，人畜无由逃避，尽逐波臣;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闻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辗转外徒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幸而勉强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辛倍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