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昆虫文化影响

一、昆虫文化的空前繁荣极大地充实了中国文学的宝库

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载体，文学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将其神奇的笔触指向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昆虫族群与文学结缘，使昆虫文化从此成为文学园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异彩纷呈的各类昆虫文化形态，譬如蝴蝶文化、蟋蟀文化、螽斯文化、蚁蛉文化、蜜蜂文化、蚕文化、蝉文化、萤火虫文化等等，不仅再现了昆虫世界的自然之美，也使得文学世界变得更加艳丽多彩。目前，世界上已形成的昆虫文化，无不显示出与文学的深厚渊源。仅从《诗经》中与昆虫有关的诗篇，我们就不难看出，文人对昆虫世界的关注，其历史已相当久远矣!昆虫世界的无比奇妙吸引着历代文人思考的目光，而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笔又将昆虫世界的绚丽多彩呈现于文学的殿堂之上，无数人为此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目前我们尚难推断究竟谁是用文学笔触反映昆虫的第一人，但综观历史，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落拓文人，许多人对昆虫的关注和喜爱，都超乎人们的想象，可以说达到了令人称奇的境地。而纵览历史长河，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昆虫文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进入百家争鸣的繁盛时期。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毫无疑问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元典之一，开创了古代吟咏昆虫的先河。其中出现了大量涉及昆虫的诗篇，文中提到昆虫的有40多处，涉及昆虫20多种，如螽斯、蟋蟀、蜜蜂、蜉蝣、蚕乃至螟、?、蝥、贼等均在其中。譬如，国风中的《周南•螽斯》、《召南•草虫》、《唐风•蟋蟀》、《曹风•蜉蝣》，小雅中的《甫田之什•青蝇》，都是直接以昆虫为题。据统计，在305篇诗歌中，光是与蚕桑有关的就达27篇之多，这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特点。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其《庄子•齐物论》以“庄周梦蝶”的故事让蝶梦成为人生美梦的代名词，自此蝴蝶成了文人墨客借物咏志的重要题材之一。

而《韩非子•喻老》中对白蚁危害情状之描述“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使人们在欣赏绚丽的昆虫世界的同时，也对昆虫之害有了足够的警觉，察悟了“欲制物者于其细”的哲理。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文化上的严酷专制，使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加上时间短暂，焚书坑儒又彻底毁灭了该时代的文学热情，抹掉了诗性灵光［1］，也严重地挤压了文化昆虫进入文学的空间。除了《吕氏春秋》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提及蠹虫以外，便难觅文化昆虫的踪影。但到了汉代，昆虫的身影不断显现，如《淮南子•说林训》中提到:“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蜉蝣不食不饮，三日而死。”又说:“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尽其乐，盖其旦暮为期，远不过三日尔。”我国目录学之祖刘向，在《说苑•正谏》中给引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正体现了昆虫食物链营养级间的链条关系。在文学史上，“虮虱”这种卫生医学昆虫似乎并不多见，可在汉代却成例外。如果说《孤儿行》中“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只是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那么，曹操《蒿里行》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2］，则是用昆虫现象来描述战争造成的苦难，这就使文化昆虫上升到了社会批判的层面，在文学史上恐怕尚属首次。如果说《古诗十九首》中“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使人把关注的目光仅仅投向了游子，那么，《后汉书•袁绍传》中“运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则提醒人们史书中的昆虫意象同样值得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咏物诗大量出现。长达393年的乱世，使文人们在远离官场漩流的同时，将目光聚焦在了奇妙的昆虫世界。

昆虫作为独立的咏颂题材进而受到文人们的广泛喜爱，他们托虫言志、以虫寓情，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咏虫诗赋，使之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大独特类别，与吟咏鸟兽鱼类的诗篇相映成趣。如曹植的《蝉赋》、《萤火论》，傅玄的《蝉赋》，傅咸的《粘蝉赋》、《鸣稠赋》、《青蝇赋》、《叩头虫赋》，郭璞的《蜜蜂赋》、《蚍蜉赋》等等，无不折射出他们身处乱世时期所做出的特殊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他的82首咏怀诗，真正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3］，他通过对蟋蟀、蟪蛄等昆虫的吟咏，抒发对自身命运的无奈，作品中充满了极度的苦闷和孤独，他的昆虫诗作也成为其政治感慨的忠实记录。晋初诗人陆云在《寒蝉赋序》中更是以蝉有“五德”，来书写自己的人格思考。南朝才女鲍令晖的《蚕丝歌》，靠写“粉诗”出名的南朝梁代女诗人刘令娴的《答外诗》，昭明太子萧统的《蝉赞》，还有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的《小园赋》等，也都是吟咏昆虫的名篇。就连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也以“悲风入闺霜依庭，秋蝉噪柳燕辞楹”这样吟咏秋蝉的诗句，抒发对自然风景的审美感受，折射出他寄情山水、探奇览胜的生活幽趣。而梁简文帝萧纲更是凭着“翻阶蛱蝶恋花情”的名句和“一目十行”的美名永载中国诗词的史册。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前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尽管很多文人将视线由书斋转向了关山，但昆虫世界依然成为众多人士的喜爱。欧阳询是将中国民间昆虫文化史料集中在一起的第一人，他编纂的《艺文类聚》，收集了有关蝉、蝇、蚊、蛱蝶、萤火虫、叩头虫、蛾、蜂、蜉蝣、蟋蟀、尺蠖、蚁、螳螂的诗赋赞等，成为研究文化昆虫的重要读本。据统计，在唐代，仅咏蝉诗就多达70多首，尤其是刘方平一人就写有不少咏蝉诗，堪称“咏蝉大师”。

在《全唐诗》中，仅反映与蚕业有关的诗也多达490多首。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大臣虞世南、李百药，都有昆虫诗作传世，而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以及骆宾王、王昌龄、孟浩然、祖咏、司空曙、戴叔伦、戎昱、郎士元、卢纶、孟郊、王建、白居易、柳宗元、元稹、贾岛、刘言史、张祜、杜牧、李商隐、于?濉⒙抟?⑵と招荨⒙焦昝伞⑽ぷ?⒅９取⒋尥俊⑵爰骸⒗钲?⑿焘埂⒎胙铀龋?褂刑蒲忧?⑹痛δ?⒐??、裴说、李端、蒋贻恭等等，都著有大量吟咏昆虫的诗篇，形成了唐代诗坛特有的昆虫交响曲。纵览李唐一代，吟咏昆虫的人数之多、作品之盛、涉及昆虫层面之广，实属罕见;值得一提的是，以昆虫为题材的唱和之作也不乏其陈，如以蝉为题的唱和之作，许浑与陆畅、白居易与刘禹锡、杜牧与吴融等等，都曾吟咏过;就连屡考不中，最终揭竿而起的黄巢，也写有“蕊寒香冷蝶难来”这样的诗句。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巅峰，宋代作品特别是诗歌，在题材方面比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于是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4］，昆虫进入文学视野也就理所当然。譬如，有关蝴蝶的诗歌佳作，古来有5000余首，仅宋代谢逸一人，他的咏蝶诗就超过三百，被后人称为“谢蝴蝶”，堪称古今少有。如宋代的林逋、柳永、苏轼、黄庭坚、晁补之、赵彦端、杨万里、张孝祥、辛弃疾、洪适、姜夔、史达祖、高翥、吴文英、周密、薛秀宣等人，都有昆虫佳作面世。最最令人称奇的是，北宋黄庭坚的七言古诗《演雅》，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奇诗，全诗共写了四十二种鸟虫的情态，曾在南宋诗坛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作品仿效。而南宋著名爱国高产诗人陆游，他一人就有117首诗与蚕业有关。而最最滑稽的一幕是，于政不通却精于斗蟋蟀的权相贾似道，曾专门著有《促织经》，以诗的形式叙述，文笔凝炼，堪称一绝，被人戏称做“贾虫”，成了名副其实的“蟋蟀宰相”，他玩虫误国之举，只落得历史之骂名。而昆虫文化对词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因昆虫现象而引出的一些词牌，如由梁简文帝的乐府“翻阶蛱蝶恋花情”引出的经典词牌《蝶恋花》，更是被宋人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