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古代文学文化论文
一、古代文学史是传统性很强的学科，对文字资料的依赖性很大
相比而言，古代文学史是一门传统性很强的学科。首先，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间跨度极长，作品数量极大。作为当代文学专业学生和教师，虽然实际接触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但如从专业内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体量有时不得不随时被挖掘出来，成为研究的对象或重要的证据。这一点与理工类学科有所不同，如数学等学科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基础到应用的过程，只有在学习了基础性知识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阶的知识。而文学史虽分为不同时间段，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难易之分和逻辑上的次序，具体作家、具体时代虽有互相影响的情况，但从认识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对先秦文学了解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学生关注较为次要的甚至极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学习者都可以随时对某些问题发生兴趣，开始探究。因此，就文学史研究对象而言，该学科关注的潜在对象是所有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其次，就文学史学科发展来说，对文学的研究和论述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当代，从未间断。这些文学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为后人无法绕开的环节，如同《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后世的文学史建构基本上以此为依据一样，现代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也是从历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提炼延伸而来的，这就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者永远无法摆脱对前代学者的继承，在教学过程中或撰写论文时总要引用参考前人的论述。因此，从先秦至近现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或学者的重要论述也成为教师或学生必须要面对的研究学习对象。再次，文学史研究对象如文学现象、作家现象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同纷繁的社会历史因素发生关系，所谓知人论世说明研究文学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研究的基础，而中国存在的历史资料又极为丰富，即使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事先也很难把任何一部史料从阅读书目中撇开。那么，学生如果对某个文学史问题产生兴趣，从较低的要求说，基本的阅读必须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则大量的阅读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学教学过于依赖教材产生较大弊端
古代文学史的传统性意味着教学工作者和学生必须面对尽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刘勰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当代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常见的问题是视野非常狭窄，从学的角度说，集中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太少和对作家作品的艺术理解过于简单。根据笔者做过的对所教班级课外阅读的调查，约有58%的同学除了上过的课文外，并不阅读作为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其他篇目；约有71%的同学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外，从未阅读任何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的原著；完整读完任一古代作家别集或古代总集的只有4%。在讨论对作品的理解时，也表现出没有独立见解，回答内容程序化的情况。这种情况虽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数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普遍问题。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部分是图书借阅制度和古籍阅读的不便为学生阅读课外书造成了障碍，从教的角度说，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阅读过于依赖作品选，学术观点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编）和其他文学史教材都有各自的问题。[1]257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初版于1962年，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极大，选择作品的标准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即反映劳动人民的困苦，揭示统治者的黑暗，表现爱国主义情感，即使选入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强调思想健康的标准，而艺术特色鲜明，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弃。这种做法使得选出来的作品离学生的思想情感较远，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因此也不易被认同喜爱，学生自然也就不愿阅读。如北宋柳永词，在当时风靡全国，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因在于这些词通俗易懂而大胆生动的语言，在于对男女情爱的真诚表达。这一类作品在柳永的词里实际上占绝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词论》里批评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对这些无一采择，只选了看起来比较“干净”的爱情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和作品《望海潮•东南形胜》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写欢爱的作品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慢卷?•闲窗烛暗》、《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等大量词作，既符合古代文论家对柳永词的评述，也能说明柳永词流行的文学史意义，从现代批评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四库提要•乐章集》说“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如果这些词在教材中被忽视，柳永词的真实面貌即所谓“词语尘下”“淫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学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释。还有一些文学风格从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说确有问题，如齐梁艳体诗，艺术上难称伟大，内容上也无甚可取，但在当时的文坛却曾风行一时，从文学史角度也不无意义，并且这些作品的某些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作品选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学生对文学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选入也可作为问题留给学生做课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则，初唐陈子昂等人的文体革新的意义便无法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三、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对电子书的应用提出了要求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原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单位纷纷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较有影响的如郭预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编的文学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个文学史教材推陈出新的热潮，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质使得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各有不同，难以明确定其是非，这种状况在可想见的将来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对古代文学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是因为文学史教材编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在特征，其实是积极的现象。同时，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个人亲身阅读、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将研究者个人的体会和认识直接传达给学生，要求他们作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学接受、传播的规律。因此，从长期的教学改革目标看，在古代文学领域（也应包括其他文学领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发展的趋势。怎样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提高阅读能力；通过作品比较，寻找作品的艺术规律；通过师生的心灵交流，加深对作品意蕴的理解；通过创作练习，吸收古代文学的营养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任务，应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则是大量的主动的阅读。显然，目前高校教学中依赖一套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的做法很难达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总要布置一些课后的阅读书目，或组织阅读交流，但受限于图书馆的条件和教学进程，在一个教学内容下，让教师和所有同学同时拥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学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课后阅读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也难以保证。幸运的是，当代电子科技发展的代表———电子书及其设备提供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电子书的特点是大容量、可检索和可复制。理论上，电子书每字占2个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个字，以2G的存储量估算，则可储存超过10亿字。以《史记》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话文《史记》共62万余字，大小为1.22M，据此，2G的空间可储存约1700部左右《史记》规模的著作，因此将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阅读量容纳进2G甚至1G的空间内完全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