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古代文学文化论文
一、古代文学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其产生的各个时代,始终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本来就是活性地存在于各自的朝代的。相当部分的文学体裁和作品原本是活性地存在于生活中、舞台上的,与现实生活舞台,以及歌、舞、戏剧等艺术舞台表演密不可分,很多体裁本身就存在于生活舞台中,强烈地体现着它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中国古代文学诗性系统的文体始终与音乐、舞蹈、日常运用等密不可分,体现着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诗、乐、舞三位一体,本来也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广泛存在的文艺现象。《诗经》的三大类作品《风》《雅》《颂》既是作品的产生地域、作者群体和内容题材、使用功能的分类,也是音乐体裁、风格、使用功能的分类,其中的国风和大部分小雅来源于民间,大多数是用于歌唱、演奏,或者作为舞蹈的配曲。大雅作为朝堂之乐,也多与音乐、舞蹈、政治功能有关;三颂作为庙堂之音,更是离不开音乐,离不开宗庙祭祀的实用功能,而以活性特点实时传播于世间,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而且各有其实用价值。《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而《墨子•公孟第四十八》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2]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而楚辞起源于民间,与楚地流行民谣息息相关。
也有其实践性的活性特点和实用功能。《离骚》《九章》还带有音乐的痕迹。而《九歌》根据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4]孔子教育儿子孔鲤的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以及孔子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5]这些足见《诗经》的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先秦政治、外交场合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习惯,还有《雅》《颂》在朝堂和庙堂的实用特点,以及统治者采集或者创作《风》《雅》《颂》,以探查民情民意,都说明《诗经》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可见楚辞和诗经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古典诗性文体的两大源头,此后的中国诗体文学始终与乐舞关系密切,始终具有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汉乐府与南北朝乐府,以及魏晋诗人的拟乐府,干脆在体裁的名称上就标明与音乐的关系。既然离不开音乐,那就要歌唱,所以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诗都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从《汉书•艺文志》对乐府采集目的的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6]可知实践性、应用性、可操作性的特质。唐诗相当部分是可以唱和作为舞蹈的伴奏音乐的。“旗亭赌胜”(也叫“旗亭画壁”)[7]故事中,梨园弟子歌唱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的诗作,就是唐诗与艺术结合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最好例证。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唱本习惯叫《阳关曲》或《渭城曲》,或者《阳关三叠》,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流行金曲。词在唐代产生于民间时,就是用于歌唱的,当然也可以用于伴舞、演奏。
“曲子词”的名称明确地标识着它的原初态的音乐性特质。词是伴随着隋唐以来燕乐的流行而产生的,没有燕乐也就没有词。词的创作,叫做“填词”,或者“倚声填词”,就是依据各词牌所固有的乐曲去填写唱词。所以,词家也叫“倚声家”。直至发展到宋词,仍然多是用于演唱、演奏、伴舞的。所以,姜夔身列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和大词家的双重身份,也就不奇怪了。而他和其他词家不同的是,他能够“自度曲”,即作曲。可见词的音乐性、实践性和实用性极强。往后的元散曲、明清民歌等等,原本就是可以用于歌唱、演奏的。唐代的“俗讲”和“变文”本是用于宣传佛经教义的,又说又唱,音乐性和实用性、实践性极强。传统戏曲剧目大都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没有话剧,都是类似于西方歌剧的戏曲,都是必须演唱着表演的,音乐的成分比重很大。可见古代戏曲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极强。中国古典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看做生活的实录,哪怕是志怪小说,像《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序里都说,要以他记录的所谓事实,来“发明神道之不诬”:“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陷也”[8]。可见魏晋南北朝时代小说的实用性。中国古典小说在话本时代,以及以后相当长时间里,那是直接面对听众的表演,实践性极强。中国古典散文中的书信、奏疏、序跋、赠序、游说辩论之文、日记、哀诔之作等等也是具备浓重的实践性、实用性色彩的。李斯的《谏逐客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晁错《论贵粟疏》、贾谊《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至于诗词的用于纪实、托请、唱和、赠答,甚至代替书信的功能,则其实用性、实践性的色彩是始终一致的。
二、古代文学类课程基于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的教改
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如一的特质,而今天的古代文学类课程,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精品赏析、大学语文的古代文学作品部分等课程,往往忽略中国古代文学原初态的活性特质,仅仅把作品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使得古代文学的原初态特征越来越远去,青年学子越来越不喜欢学习。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定位于古代文学知识的习得,一定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的培养。而其中的知识的习得的定位排在首位,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由此,带来的教学方式,主要就是教师在课堂上的几乎是单向度的满堂灌式的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参与动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很少。这很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特质的理解。而且,仅仅把中国古代文学当作静态的文献来讲析,有悖于古代文学活性的特质,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影响古代文学教学目标、尤其是培养学生实践性能力的目标的实现。因此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诵、唱、演引入课程实训环节,体现其原初态的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是回归古代文学原初态、激发兴趣促进学习的有效途径。课题组在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活动中,坚持实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诵、唱、演”的立体化实训的新教学模式。根据文献检索,国内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和实践方面,尚少有学校自觉地把刚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结合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