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传统文学发展论文
一、传统文学文本的内视性结构
文学文本的内视性,实际上是指文学艺术以人的内心为主要施以影响和震动对象的一种向内的趋势。这种性质实际上是与它本身的符号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苏珊•朗格认为,在语言进化的过程中,“语词越来越被简略为单纯的概念的记号”。[1]而文学则是突破这种语言进化的局限,不断丰富语词意义并予以特殊情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通过语言符号来传达作者的思想,且由于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多义性与流动性,其本身又造成了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理解的丰富性与阐释的多元性。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通过文字符号产生的。相对于现今社会中的大众通俗艺术对于欣赏者的各种感官(视觉、听觉等)的刺激而言,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向内的,它更加关注文学文本内部的文字符号对读者的内在心灵所产生的震动,而这种震动所引发的效果则与符号的变动有着深层的联系。语词的选择、句子的层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等这些成分都是符号自身变动不居的因素,而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这些因素施以影响则可以加强文学的内视性所产生的效果。例如,俄国文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提出来的“陌生化”概念,他认为“艺术的技法是使事物‘不熟悉’,使形式变的困难,加大感知的难度和长度……艺术是体验事物艺术性的方式,而事物本身并不重要”。[2]这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艺术的魅力在于通过语言符号能指的变动(所指不变),加大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的理解难度,从而延长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欣赏时间。符号的变动、层次的多元使得文本的意义与接受者的理解之间距离的拉长造就了文学文本的内视性效果的增强。
司汤达的《红与黑》的不朽并不在于它的政治倾向或是他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主要在于作品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震撼。这种震撼的产生,正是由于作家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创造了以于连为核心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而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些人物形象借助语言本身又进一步符号化。读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种种活动,而逐渐形成了对于这些符号化的形象的理解。读者作为审美主体,于连的心理活动与外部行动的错位这一矛盾现象形成了一种读者之间的内在共鸣:正是当时的那个黑暗的时代造就了于连这样矛盾的人物。而另一方面,于连作为一个形象符号对于读者的影响又是不同的,由于读者各自的经历、世界观以及政治观点等各种主观内在因素的不同,于连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心口不一的恶棍,也可被理解为一个为了挣脱黑暗社会的束缚而努力挣扎的斗士等等。“艺术语言和符号是文艺的一种生命力”[3],于连的长久的生命力正是在语言符号的交错中形成的。文学作品通过形象符号的塑造得以鲜活,而单单凭借形象是不能称之为文学的,文学还需要它自成一体的结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4]文学作品要想做到“立言”,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然而不管文学结构多么的复杂,它依然是建立在文字符号的基础之上的,字、句、篇章都是构成文学结构的要素。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一种组合,它具有“整体性、自调性、转换性”。[5]252单以文学作品来看,文学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代码。每一种文学都有其自身的内部模式,而这些模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结构,可以在不同的文学文本中相互转换与调节。“每一文学文本都由很多(词汇的、字形的、格律的、音韵的)‘系统’所组成,而文本就是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种种不断撞击和张力而取得其种种效果。”[6]文学文本的各个内部结构都有着独特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结构之间的规则系统则关系着整个文学作品的成败。结构主义虽然在存在的时间上不是很长,且对于文学文本的结构的理解过于绝对化,然而它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即文学艺术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结构。将文学结构符号化后,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才更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眼光。
二、大众文化下视觉艺术的外视结构
笔者所界定的大众文化,是在近现代才产生的一种以感官上(尤其是视觉上)的刺激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以产业化生产、商业化盈利为主要特征的,满足人的通俗趣味的一种文化形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率先出现了这种形态的大众文化,它与传统的通俗文化有一定的渊源但本质上并不能等同。通俗文化其受众基本是下层的普通民众,自身还保存着一份朴素与自然。然而,当这种通俗文化完全被商业化,成为一种取悦于人的,给商人谋取暴利的工具时,当其影响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下层民众而是社会的主导阶层时,大众文化也就出现了。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产生的大众文化从文化自身的角度看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大中产阶层聊以自慰的手段而已。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西方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形成了对大众文化的几种观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依然对大众文化持否定观点,他们用“文化工业”来替代“大众文化”,突出这种文化形式的模式化和虚伪性。本雅明对此持不同意见,而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不是对文化工业整合的对象,而是需要被大众文化整合起来的革命的主体。”[5]26在本雅明看来,大众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消解性和非理性是对大众革命意识的培养。在大众文化当中,没有所谓的权威,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从这两种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不像本雅明理解的那么具有颠覆性,但它可以整合人民大众的意识结构,形成一种内在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理解的那样,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模式化造成了大众群体的整体性麻痹。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现代大众文化下的视觉艺术可以归纳为由动漫、流行歌曲、好莱坞电影等以最大限度的达到审美快感和视觉冲击为目的的一种在场性艺术。
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外视结构。我们可以将这种视觉艺术视为一种图像语言:“图像语言,是视觉艺术独有的语言系统……不管是视觉艺术还是视觉产品,都只能依靠图像语言去实现。离开图像,视觉艺术就失去载体。”[7]视觉艺术以图像为基本叙述单位,每一个图像都蕴含着一种独有的、相对固定的意义。在这里的图像就如同文学文本中的文字符号系统一样,是视觉艺术中的一个代码。相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在视觉艺术中对符号意义的误读要比文学作品中少的多,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基本叙述单位是语言,语言自身的含糊性与多义性注定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较视觉艺术而言更含蓄,而且更具有想象的空间;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需要读者的主动介入,而使得理解作品的难度大大增加了。视觉艺术以图像为叙述单位,对审美客体施以物化的确定性,而使得人们的形象思维处于一种固定的模式之中,便于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客体的理解。以《红楼梦》为例,读者在阅读时对于其中的众多人物形象的外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知其大概,这就成就了一种含而不露的美。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外部形象而在于人物形象内部所蕴含的独特的内在功能结构。文本中主要展示的是形象的所思所想,注重的是在人物形象表面下所构成的各种内在联系。而电视剧版的《红楼梦》,对人物形象的外在则予以明确定位,使得审美主体一想到文本中所涉及的人物形象则就是电视里的本人,这就大大降低了形象的含蓄性与模糊性,同时,也会相应的降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人们过多的关注作品的表面内容而对作品内部各个功能结构之间联系的感受力必然会相应的降低。大多数观众面对着贾府内部奢华的场景并不会深入的去想这样的场景是怎么来的,更不会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奢华的现象,他们要看的正是一场“视觉盛宴”。电影、电视等视觉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氛围,让观众逐渐进入场景,引领观众的情感细胞与荧幕中的各种场景、各色人物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在这里人(无论观众还是演员)都与机器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融合。作为审美主体的观众“强烈的希望将事物在空间与人性上拉的更近。”[8]95而这种艺术形式则充分的迎合了观众想要拉近审美距离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演员为了迎合机器(荧幕)而变成了另一种机器。作为被审美的对象,演员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步骤进行机械的重复性动作。演员成为了导演和机器的棋子,他们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必须适应机器的节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的明星们,不过是“一件商品的把戏而已”。[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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