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世界观

一、基本原理研究：构建“世界文学”体系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