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古代文学文化论文
中华传统中,教师育人之根本在于“传道”,使学子明“道”——此道关涉人生真谛、宇宙究竟。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围绕着以人为本、探明宇宙、人生真谛为主旨的“悟道”、“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在教育者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传道”教育理念是以了解宇宙人生实相为出发点、为核心,其终极旨归在于使受教育者明白宇宙人生的实相,尤其是做人之道,从而使人发明本性,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成为“具众理而应万事”[1]5的本真存在的人,即健全之人。因此,探究宇宙人生真谛的实相思维的建立,实际上是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核心议题。教师通过“传道受业解惑”,使学子首先建立起来的就是一种实相思维模式。所谓实相思维模式,就是人们起意作念均以是否符合宇宙人生的实相(本真存在)为标准、为转移。以“传道”为核心,使受教育者建立起实相思维模式,从而能发明本性,成为健全之人是传统“大学”教育的根本理念与核心议题,它在中华文明史上薪火相传,绵延流长。在古代先贤那里,所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5。
“大学者”是“大人之学”,其要旨在“复其初”,即是要发明本性,恢复人的本来面目,进而可以“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3。在《大学》这本讲“古人为学次第”的书中,先贤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6这段话的内容就是传统士人再熟知不过的“三纲领、八条目”。“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3,由《大学》这里陈述的旨趣与次第我们发见,“三纲领八条目”的核心与归结点在“明明德”,也就是说“明明德”是“大学”的根本意旨所在。那么什么是“明明德”?“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1]5在先贤看来,“明德”是人天生的、能“具众理而应万事”的禀赋,这种禀赋就是人根本的德性;“明明德”就是发明这种天生的“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德性,就是《中庸》所言的“率性”之“道”[2]21,回归生命实相。
《中庸》是古代“大学”教育的另一本重要书籍,“率性之谓道”是其核心观念。《中庸》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修道”,所谓“修道之谓教”。由上可见,中华传统的大学教育就在“修道”,教人回归生命实相。这种“修道”,从教师而言就是“传道”者,从学子而言就是“学道”者。就教师“传道”者而言,古人有许多绝佳的范本。先秦时期,“万古师表”的孔子是典范的传道者。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3]80、“君子谋道不谋食”[3]190、“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107。孔子“学以致其道”[3]215,通过“学道”成为了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对于“传道”,孔子志于兹,思于兹,践于兹。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162、“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164孔子为师传道的基本原则便是“知行合一”。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那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是以其高尚的师德,卓绝的师能,由志于道,到悟道而传道的。而“知行合一”是孔子传道为师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也成为了后世为师者乃至古代士人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唐代,“百代文宗”韩愈则是旗帜鲜明地倡导儒家道统。“明先王之道以道之”[4]23,此道统之“道”内涵即关涉宇宙万物人生的真谛、实相。就儒家而言,多从伦理道德入手来领悟、践履人生真谛的“道”。韩愈自觉担当起使儒家道统发扬光大、传之久远的历史使命。在他看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5]61,学生“从师”,即“从师道”,是要向老师学习“道”:了解领悟宇宙万物人生的真谛、实相。
从伦理道德的践履来“悟道”而“传道”,儒家师者的这种使命,在南宋大教育家朱熹那里可谓充分发显。朱熹创办过“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在其制订的《白鹿洞教条》中,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确立了孟子提出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主张为教育宗旨,认为“学者学此而已”;并将《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要在知行合一。朱子讲学重在传道明道,强调知行合一,其思考、行为的核心围绕着“道”(宇宙人生实相)展开。如果剔去其在“道”的体认中泛道德化倾向的偏颇,朱子体道、悟道、传道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朱子看来,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就是要“明义理,修其身,推及人”,而不只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朱熹的《白鹿洞教条》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说明其影响之大。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一生“学为圣人”,由他向弟子传播的“心学”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对生命实相体悟的基础上的,其核心意趣就是“致良知”。他认为“良知”就是人生真谛、生命实相,而“致良知”就是阳明教育思想的终极目标。至于如何“致良知”,阳明认为首要的就是要教育学生“立志”:“志于道”,由此前提再结合“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学道可期,“良知”可致。传统教育体现出的这种“传道”、学道的教育理念,薪火相传直到清代乃至近代。清代书院林立,围绕着“传道”的教育理念,不同书院授课内容丰富多样,经学、实学、史学无所不有。师生传道、学道,教学相长,呈现出一种更为活跃态势,所谓“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清代这种教师与学生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的教学导向,其围绕的核心还是“志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