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种曲的团圆开场结构意义

“团圆开场”在明传奇中几乎已成为一个固定化绝对化的模式，被作家所反复运用。笔者在对明传奇的经典选本《六十种曲》［１］进行详细考察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剧本在悲欢叠呈的跳荡到来之前，皆先以团圆和乐的家庭聚会开篇。这些团圆聚会有什么深层蕴涵？为什么这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开场方式？这本身便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

一、家庭聚会：团圆开场之形式依托

《六十种曲》之团圆开场多以家庭聚会为依托形式。详见下表：所涉作品中，引发聚会的缘由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游赏。其名目繁多：赏春、赏花或赏雪等。其中又以赏春最为常见。这些作品开篇的时间往往设定在一年四季中占先得早的春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以一年之始来开启一段故事；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力图营造一种喜乐气氛相关，这恰恰也是传奇的独特艺术品味所决定的（详见后文论述）。二，庆寿。或适逢父母寿诞，全家设宴庆祝；或者仅为双亲康宁，子女为之称寿。以上两种方式在聚会缘由中出现最多。此外，还有一种形式———欢度佳节。常见节日有元宵、人日、端午、中秋等，但其中也间或穿插赏春、赏花、称寿内容，所以，这三种家庭聚会的形式并非彼此独立、互不关联，而往往是以某一种为主，同时旁涉其他。并且，具体的聚会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种形式的家庭聚会，都并非如它表象般虽热烈却单薄，而是涵纳了深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的。

二、尊尊亲亲：团圆开场之伦理本位

团圆开场所依托的聚会，虽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横切面，但却是家庭包括社会纵深文化的体现，背后凝聚着强大的聚合轴。总体上说，它彰显了儒家思想中的尊尊与亲亲之道，是对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等规范的实践与演绎，切实体现了儒家礼教的道德对家庭的渗透，是对中国文化伦理本位的形象表现。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梁漱溟先生曾一语贯之：举凡社会关系一概家庭化之，纳国家于社会伦理之中，［２］１７４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社会关系伦理化，即以家庭关系架构全部社会关系，可谓一语中的。尊尊与亲亲，是个体家庭伦理相安的必然要求。前者侧重于等级秩序，在家庭内体现为尊卑有序，长幼有别；而后者则更关注自然血缘亲情，体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谊关系，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

首先，亲亲之道。“亲亲之恩莫重于孝”，［３］孝道作为统治阶级始终大力提倡和宣传的中心内容之一，早已成为家族及社会活动应当遵循的原则。《琵琶记》蔡伯喈、赵五娘以春酒介眉寿；《还魂记》杜丽娘感念“寸草心”难报春光于一二，故明媚之日请父母宽坐后堂，“敢进三爵之觞，少效千春之祝”等，皆体现了对父辈的拳拳孝心。就连性素顽劣的非正面人物在牵涉到“孝”的问题上亦毫不含糊，如《蕉帕记》胡连，几日见父亲“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便特备酒筵，请父母到花园赏海棠以遣闷怀。这些聚会还擅长以女子对姻事的推缓来表达延长居家致温情之礼、承欢膝下的意愿，如《荆钗记》中的钱玉莲、《春芜记》中的季清吴、《玉环记》中的张琼英等，虽然这种行为多少带有一些闺中少女对琴瑟之事本能的羞涩推脱之意，但从人之常情揣测，其孝道意义决非止于表面。对父母一方而言，也多能以“慈”之形象出之。梁漱溟有一段话颇能道出国人心声：“于人生各种关系中，家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又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所亲者之悲，其悲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是所谓亲亲也。人生之美满非他，即此家庭关系之无缺憾。”［２］１６８传奇作家所以设置如许多家庭聚会，其深层意味之一恐怕即在于此。另外，在聚会中，父母常在喜庆气氛中表达一种“长自萦心”的“集体忧虑”———子女姻亲未遂。对晚辈“婚嫁及时”的愿望固然牵涉对家族整体利益及形象的考虑，但就人情而言，不得不说这是父辈对子女终身有托的人性关怀。

对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家庭聚会亦多有体现。《荆钗记》、《香囊记》、《双珠记》等篇，皆是作家对兄弟（妹）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描画，所谓“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夫妻之道的呈现亦是作家不惜笔墨处。如《三元记》中的冯商，虽有无子之虞，却无绪妾之想，与结发妻子感情甚洽。他广有家财，却最渴望“闺门伉俪恩浓，琴瑟调和”、“偕老夫妻，百岁和同”。《精忠记》里的岳飞，在宴会中展现的更是侠骨中颇具柔情，“莺燕于飞”，“夫妇和谐”，充分体现了夫妻之好。此外，那些年迈父母同现于聚会中的出目，更是以华发苍颜依然和顺相契为子女上了一出成功相与之课，《琵琶记》、《怀香记》、《玉环记》即是如此。总之，这些聚会多能呈现夫唱妇随、和乐美好的家庭图景。其次，亲亲中实现尊尊。细加比较会发现，家庭聚会中的人伦关系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表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同时，着重突出强调了子孝于父、弟恭于兄、妻顺从夫的这一方面，在原来自然的人伦关系基础上加入了等级服从的因素。聚会中作为父或夫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子（女）对父、妻（妾）对夫的趋向于绝对道德的孝敬或顺从等等。从而，这种关系也就标示了儒家伦理本位所具有的二重性：即它是自然与人为、等级森严与团结和睦的结合体。团圆开场中的家庭聚会，无论从哪一种具体类型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家庭成员们在伦理关系上的各自到位达标、彼此相安，这种现象实质上图解着明代文人的家庭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虽然，明传奇的家庭聚会多少会有些过于理想化的图景，和现实尤其是明代后期的现实生活不可避免有一定的差距。但作家正是这样，借家庭聚会之鲜明的重伦理、重道德的倾向性，来表现传统伦理美德，并通过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弘扬促成社会统一伦理规范，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另外，团圆开场的伦理本位在整个剧本中具有一种“磁场”效应，或者说，它奠定了整部戏的“礼”之基调，不自觉地显现出对全剧情理的导向功能。在以绝对伦理本位开篇的作品中，似乎预示了后面剧情对礼这一核心大磁场的萦绕。作家已经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化观念融入到了戏曲创作中，不管是自始至终皆自觉履行礼法规范，还是“始若不正，卒归於正”的曲线回归，都无一例外的与开篇所定下的伦理本位基调相吻合。对于剧中人而言，对爱情的追求可以忘却一切礼法，诉诸于任何浪漫或梦幻的形式，但是对爱情的守护却不得不回到现实，屈尊于伦理本位的社会环境，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遵守和维护中赋予情以合礼性。《还魂记》、《怀香记》等篇皆是如此，所谓“名教无伤，风雅斯在”。［４］当这些剧作搬上舞台时，观众除了受到情的冲击与点醒之外，同时也会有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