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考古阶段研究

渤海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学者最早记录渤海遗迹可以追溯到宋金时期，最先实地踏查游访和研究的是清初流放东北的寓贤。17世纪渤海历史考古成果主要是渤海上京城址的发现著录，19世纪的成果是考定17世纪发现的古大城即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20世纪，渤海历史考古研究则从有限的宏观逐步深入多领域的“微观”。

一、20世纪头30年间是以对渤海遗址调查为主的时期

由日本、俄罗斯学者（确切地说是旅哈俄籍学者）垄断，主要目标是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三灵坟等。日本学者在军国主义支持和庇护下，积极配合向“满蒙”地区渗透。１８８３年，日军间谍潜入中国吉林集安盗拓《好太王碑》。１８９４年御用文人九鬼隆一向日本当局献策掠夺中国文化财富。嗣后，日本一些学者相继潜入中国（首先是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如鸟居龙藏、鸟山喜一、关野贞、白鸟库吉、黑板胜美和内藤湖南等等。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和鸟山喜一《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都记述渤海遗址。在掠夺中国历史文化财产的过程中，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成立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对渤海上京城址调查记录做出的贡献。成书于１９２１年的《宁安县志》（王世选修，梅文昭总纂）对上京城的记录超过同期的任何人的任何著作，所附上京龙泉府遗址图是已知最早的实测图。俄罗斯学者注意和研究渤海历史及其国内渤海遗迹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但直到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对渤海遗迹虽作过调查和个别挖掘，认识和理解上还有差距，甚至难以分辨某些遗迹性质。30年代前后，对渤海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1919年率宾唐晏撰《渤海国志》，后黄维翰撰《渤海国记》，金毓黻先生撰《渤海国志长编》。日本则有鸟山喜一于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内宏等人都有渤海论著发表。苏联的Э•Ｈ•马特维耶夫于1929年出版《渤海》。朝鲜学者也有相关论著问世。

二、30年代初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可划为渤海考古研究的第二期

特点是发掘范围扩大，进入以发掘为主和调查发掘交替进行时期。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学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是步侵略军后尘而至。不过，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殿址的不是日本学者。1931年，在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前，这里组建东省特区文化发展研究所，当年即组织大型综合考察队赴东部地区考察，中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先生参加地质分队，还曾参加古人类分队的考古工作。古人类分队由Ｂ•包诺索夫领导，调查渤海上京城址、三灵坟等，包氏的调查试掘材料（《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于1932年首先用俄文发表。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在日军刺刀保护下发掘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这在国际考古发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例。因为日军曾在上京城宫城南门前（五凤楼前）同抗日军民激战，伤亡惨重，今五凤楼前的高大水泥标志就是由为超度这些罪孽深重的亡灵所建“忠魂碑”改制的。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结束。193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产生很大影响。发掘文物装了23箱运回日本。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对东北地区渤海遗迹的掠夺性调查和发掘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在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中，凡是日本学者已经掌握或了解的渤海遗迹，基本都被发掘了。如何评价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呢？据有关资料和知情者透露，他们的发掘有时基本上是有什么挖什么，科学性不敢过多恭维。谓其挖宝式盗掘可能不服气，说掠夺也会有应词。但他们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受占有心态支配和挖宝欲望的驱动，考古调查发掘必然是主动掠夺式的，因而发掘必有很大随意性，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三、抗战胜利迄今为第三期

20世纪后半期中国、俄罗斯、朝鲜和韩国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中国由于得天独厚等条件而占据主导地位，每一重要发现和研究进展，都对国内外渤海历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从半个世纪的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情况，可以看出一些脉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抗战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是新中国渤海考古研究起步阶段。重要标志是1949年8月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的发掘和贞惠公主墓志的发现。

第二阶段是1950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这是中国的渤海考古调查发掘进一步扩大、研究整理并取得很大收获阶段，训练和培养了相关的专门人才。50年代中后期迄1966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对牡丹江流域进行系统调查。1957～1958年对渤海上京城等作调查。1958年牡丹江下游地区考古调查中发现渤海墓葬近140座，渤海城址4座，建筑址1处。牡丹江中游地区的调查和复查渤海城址2座，桥梁址3处、墓葬2处，堡垒和仓窖各1处。1960年发现大朱屯渤海墓群；在松乙沟调查了“二十四块石”和建筑址各1处。1961年调查发现沙兰洋草沟渤海墓群和杏山的渤海砖瓦窑址等。1963～1964年，对东京城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复查。1966年，调查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上京宫城西区、外城区街坊址、三灵坟和大朱屯渤海墓葬进行发掘。60年代中朝联合考古队发掘的收获主要反映在70年代朝鲜出版的《渤海文化》和90年代中国出版的《六顶山与渤海镇》。1966年至1977年渤海考古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中国的渤海考古调查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过也有意外的重要发现，如1975年渤海上京城遗址舍利函首次出土；另外一项重大收获是拨正扶直渤海石灯幢，搞清结构。1971年，吉林和龙县河南屯发现渤海贵族合葬墓，出土一批珍贵精美的金制品。1973年，和龙县北大地渤海清理发掘50多座渤海墓葬等。朝鲜和韩国研究渤海历史和考古可追溯到19世纪。朝鲜分为南北方后，北南方的学者各自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研究工作。就渤海考古遗存研究而言，北方先于南方，大致开始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进入60年代前后，朝鲜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中国已有的发掘研究成果和中朝联合考古队的一些重大发掘收获成为其研究基础。70年代又有朝鲜文物考察团访问中国东北地区。此前，朝鲜在咸镜南、北道发现一些渤海遗存。80年代以来，朝鲜加强了对渤海研究，扩充机构增加研究力量，积极寻找渤海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