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考古研究论文
前言
寄生物考古学是近30年来兴起的一门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它以考古中发现的寄生虫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还原古代寄生虫感染的流行分布,结合其他考古信息,了解当时影响寄生虫感染的各种因素,如人群交流、迁徙、水资源、生业模式、社会阶层、自然环境、医药卫生等等,考察古人或与人相关的动物的寄生虫感染状况,以及人类行为、自然社会环境和寄生虫感染之间的关系等,从而达到研究人类历史的目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埃及的马克•阿曼德•鲁福尔(MarcArmandRuffer)首次在埃及木乃伊中发现埃及血吸虫卵[1]。经过数十年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寄生物考古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得到突破,成为国际考古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外的古寄生物学家们从原来仅仅找寻鉴定古寄生虫卵发展为利用古寄生物资料解释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生活习性等。在南美洲,巴西寄生物考古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旧大陆和新大陆前哥伦布时代寄生虫病的存在,以及由古寄生虫数据而获得的史前人类迁徙现象。
在北美,寄生物考古学家的视角不同,他们出身考古,与生物学家合作,从人类饮食、生态学和文化复杂性来讨论寄生虫遗存。随着研究领域拓展,寄生虫遗存资料被用来理清史前数千年人类的文化进程。在欧洲,寄生物考古有最长的历史,古尸和中世纪厕所堆积中寄生虫遗存的发现常有报道。20世纪80年代,环境考古学在英国出现,这个与英国寄生虫考古的学科定位有很大的影响。参与寄生虫遗存研究的通常包括植物学家、软体动物学家、孢粉学家、昆虫学家、寄生虫学家和其他专家,他们从环境和人类行为上来解释寄生虫遗存。分子生物学技术也被引进到寄生物考古中来。2001年,法国人奥迪尔•洛雷耶(OdileLoreille)等从比利时中世纪那慕尔(Namur)遗址发现蛔虫卵中提取出线粒体基因片断[2],是寄生物考古的又一大进展。
我国从1956年开始就有了对考古材料中寄生物遗存的研究:中山医学院在2具明代干尸肠内发现华枝睾吸虫卵、姜片吸虫卵、鞭虫卵及蛔虫卵[3],湖南医学院在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古尸中发现鞭虫、蛲虫和血吸虫卵[4]。此后也时常有零星的在古尸中发现寄生虫卵的报道。这是考古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但都仅限于对古尸寄生物学的分析鉴定,并没有深入探讨其中包含的考古学意义,尤其是未能关注环境方面的相关信息。而且这种结合是偶然性的,虽然有学者曾著文介绍过这一学科和其研究方法[5],但并未开展深入系统的实验研究,这对于我国此类丰富的考古资源是极大的浪费。因此开展寄生物考古研究在我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
国外寄生物考古多以粪化石、厕所堆积和古尸为材料,这些材料在我国考古遗址中很少发现,而另一种极有潜力的寄生物考古材料———墓葬腹土,却非常丰富。鉴于此,张居中2001年在国内首次提出以墓葬腹土为材料来开展寄生物考古研究。但国外极少有对腹土寄生物研究的报道,没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可资借鉴,这就需要对分析方法进行探索。本课题组经过对舞阳贾湖[6]、灵宝西坡[7]遗址腹土样品的系列研究,总结经验,在2010年对新郑龙湖兴田遗址[8]采集腹土样品分析时,摸索出一套高效实用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包括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观察鉴定等方面。近几年来,还有学者对湖南城头山遗址文化层土样进行过寄生虫分析,并发现有鞭虫卵[9],但未见试验方法的报道。下面将介绍我们的腹土寄生物考古分析技术的探索过程、经验以及部分实验结果,以期引起同行对这一新兴研究方向的关注。
一、墓葬腹土的取样方法
墓葬腹土,顾名思义,是指墓葬中墓主腹部位置的填土。墓主下葬后,其腹部内脏慢慢腐烂降解,最后沉积在盆腔和腹腔的骨骼表面及其周围的填土中,这部分土样里含有大量的人体遗留物。我们把这部分位于人体腹部的墓葬填土称作腹土,范围从肋骨下缘至耻骨联合处。腹土中可能含有墓主生前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孢粉、植硅石、寄生虫卵等,蕴含丰富的考古学信息。在国外,对腹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孢粉以及食物遗存的研究。在孢粉学研究中,也常能提取到寄生虫卵。美国学者卡尔•莱茵哈德(ReinhardK.J)在对一座阿纳萨齐(anasazi)人墓葬人骨骨盆处土壤进行食谱分析时,提出了骨盆作为下消化道内容物腐烂后的容器,此处土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并强调对照样品的重要性[10]。但以腹土为材料做寄生虫考古的报道非常少,德国学者迪特马尔等人(KDittmar)2003年在德国萨勒—温斯图特河谷(Saale-UnstrutVal-ley)的一个4500年前的遗址墓葬区集中采集其中一个人骨骨盆处的土样,进行分析后发现了肝吸虫卵和毛细线虫属的虫卵[11]。阿根廷的马丁•福加扎(MartínH.Fugassa)等学者2008年对一具来自南美南巴塔哥尼亚(SouthPatagoria)墓葬的骨架进行寄生虫考古分析,从中发现了毛细线虫卵和蛔虫卵[12]。除此二者,腹土寄生虫考古的报道非常少见。腹土的研究报道少,采样方法也没有定论。格雷戈里•伯格(GregoryE•Berg)对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和丹麦的两个墓葬群进行腹土的孢粉学研究,每个墓葬取3个样。骶骨孔和骶骨表面和髂骨表面的土样,以及一个来自四肢骨的对照样。实验结果证明了莱茵哈德的设想,即骶骨样中含有丰富的腹部内容物(食物残留和孢粉等)[13]。但他未对腹土样品进行过寄生物考古研究。结合文献和人体解剖学构造,笔者认为,进行寄生虫考古研究的腹土样品,应当取自骨盆处骨骼表面,包括骶骨表面和髂骨表面的薄层土样,取样位置应固定标准以保证一致性。取样的位置不同,含有的虫卵量也不同。寄生虫雌体排出虫卵,经过肠道的蠕动,虫卵慢慢地分散到粪便里,越到消化道末端,虫卵分布越均匀,对于虫卵检测越有利。从人体内脏结构来看,直肠从人体腹腔右下往上,然后在肝下方往左行,到达腹腔左边后往下延伸,最后联接肛门。因此,肠道内容物中虫卵在三个取样位置的分散程度应该是骶骨样大于左髂骨样,右髂骨样最低,采集时也应该以这样的优先度来选择取样位置。研究价值最高的是骶骨表面样品,但骶骨是墓葬中很难保存的骨骼,笔者在采样过程中发现,有些墓葬的骨架保存得非常好,唯独找不到骶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集髂骨上的样品,作为骶骨样的参考。
以上都是仰身直肢葬的采样方式,在某些特殊葬式的骨架中,样品采集位置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作为空白对照的土样应取自四肢骨表面,这些土样同样取自骨骼表面,相对腹土样有可比性,而且在埋藏过程中不会受到腹部内容物的影响。以我们的实验经验来看,如果能精确地采集骨盆处骨骼表面的薄层土样,1克的样品量就可以满足寄生物考古分析的要求,过多的采集量不仅无助于虫卵的检出,还会降低墓葬间样品的可比性。考虑到各种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我们建议腹土取样主要采集盆腔内骨骼表面土样,在骨架清理至腰部即可开始,具体步骤如下。1•先取对照样品:在下肢骨表面取土,1~2毫升即可。2•盆腔内取样:腹部内容物腐败沉降至髂骨、骶骨上,故应采集紧贴骨面的薄层土样,厚不应超过0•5厘米,越薄越好。样品采集点优先度依次为:骶骨、左侧髂骨、右侧髂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首先采集优先度大的样品。3•髂骨上采集:先清理出髂骨边缘,以便控制留存土样的厚度,用采样匙刮至合适的厚度(小于0•5厘米)后,换用药匙刮取髂骨骨面,每份约4~5克即可。装于15毫升旋盖离心管中,用封口膜密封。4•骶骨上采集:骶骨样在绘图拍照完毕后起取骨架的时候再采集。最好是能够整体起取骶骨,再进行取样,刮取骶骨表面土样及锥孔内土样1~2克即可。如果骶骨保存条件较差,无法整取,则应先将盆骨起取,再按髂骨表面取样方式采集。我们认为应刮取骶骨上的薄层土样,但对“薄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取样位置、取样量的不同,有可能影响最后实验检出的结果。为了保证样品之间的可比性,可以进一步做计量统计分析。笔者认为,一个遗址内所有的样品应由同一人亲手采集,这样才能保证在样品采集上做到一致性。取样时避免裸手操作,应佩戴一次性手套。采样前注意保持取样匙的清洁,对照样品与腹土样品所用药匙应分开,每采集一座墓葬后应用卫生纸清洁,再用酒精棉球擦拭。一方面防止墓葬间土样的交叉污染,一方面对于土壤中的一些有可能影响虫卵保存的真菌(如食线虫真菌等)有抑制作用。最理想的采样时间应该是骨架刚揭露出来时,若不能及时采样,应当用不透光的材料遮蔽,防止表层土过度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