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审美观的改变对园林的作用

1自然审美观

1.1意境美的基础———自然美

在时代物质水平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园林在审美意识的直接支配下应运而生。受到时代背景差异的影响,不同时空的园林通常会呈现出迥异的形态和鲜明的特点。中国传统园林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伴随着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走过了一条从单纯地模仿自然、掌握自然、提炼自然进而创造人文意境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园林以“意境美”作为其鲜明的美学特色[1],这一特色正是在自然审美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1.2自然审美观的渊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对于古人审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通常被看成是自然审美观的渊源。中国思想史上较早建立关于“天人合一”的完整体系的是汉代的大思想家董仲舒,他认为,人必须“遵循天之道”,“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人是由天生成的,一刻也离不开天,天人必须相连,否则就会酿成灾乱。除了儒家,道家(禅宗)、佛家都做过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上,地下,云水自由”(《永平广录》卷十);“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五灯会元》卷一);“清风与明月,野老笑相亲”(《五灯会元》卷十二)。多家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一条互为补充、深化的“天人合一”观发展线索,阐述了人应当遵循和效法自然之道,不应该干涉自然,应该顺应四时的规律,不与自然争优胜,消除对立,进而使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观点。这种朴素的、一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史、美学史、哲学史和造园史。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2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的变迁历程

纵观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的变迁,可将其概括为:自然畏惧—娱神—娱人—隐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芥子纳须弥”的变化历程。每个时期都在继承前一时期自然审美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色,并对当时的园林形式和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园林形式也从最初的自然崇拜逐步发展为意、境并重的成熟的园林形式(表1)。

2.1自然审美观萌芽期———殷、商、周、先秦、两汉阶段

长久以来,中华先民以聚居的生存方式依靠原始农业生活在华夏大地上,聚居生活使得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便已开始。农业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先民以一种不带征服色彩的方式适应了自然。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意识中,世界万物是相倚相伏的,并且受到认识之外的自然力的控制。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奠定了古代意识中的神学基础,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自然美的渊源。两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首个“人本”时期,自然审美观开始走向人格化。随着宗族礼法的土崩瓦解,原始宗教的迷雾日渐消散,此时的审美已将自然与人格完善结合起来。如《诗•大雅•丞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儒家的“比德”审美观,成为自然美欣赏的重要特征。

秦王朝结束了战国的纷乱,至汉代承袭了秦时体制并发扬光大,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3]。伴随着对天人关系认识的不断提高,中华先人在世界上最早将幻想中的“昆仑山”、“蓬莱仙岛”等仙境建到了人间,逐渐完成了从“娱神”到“娱人”的艺术观念的嬗变[4]。此时的君王成为受神的旨意来统治大众的象征,君王追求永恒的权利和长生不老,渴望在仙海、神山中得道成仙,这种象征“仙境”的自然山水形态成为当时主流的审美思潮。

2.2自然审美观形成期———魏、晋至唐阶段

魏晋至唐时期,精神的觉醒和自然审美意识走向自觉。常年的社会动荡让人们非常苦闷,社会各阶层都寻求出世的解脱。这个时期伴随着儒家思想的解体,人们的思想逐渐接受“隐逸哲学”。晋代对园林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开创了新的审美境界———田园生态美。他在《归去来辞》中写到,“乐书琴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种对美的境界的理解对后世影响极大。《晋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名士乐山爱水的故事,大量的记载都足以证明自然山水、自然景观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至此,社会审美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认为“初发芙蓉”比“错彩镂金”更美,并开始把诗情画意和人的价值观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形成“畅神”的美学。唐代社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提倡既超脱又入世。普遍认为,运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方法获得的美才具有较高价值,它强调了“中得心源”的关键性,即通过内心提炼和升华的自然是更高的艺术产物。这一阶段的审美意识走向了一个愈加明朗的境界———自然审美,田园生态美学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2.3自然审美观发展变迁期———宋、元、明、清阶段

在理学“万事万物天地心”的影响下,宋人的思想更加成熟,情感更加含蓄内敛。宋代的美虽然失去了盛唐时期的宏伟气魄,但是美的领域却扩大了,此时的自然审美观强调了主观心灵的能动性以及心对外在事物的决定性作用。杜牧提出了“文以意”为主的主张[5],突出了个体的“意”在艺术创造中的重大作用,开创了中国美学重“意”不重“道”的潮流[4]。园林师们开始从与自身的愿望和情感相契合的境界中去寻找美的寄托,这种“文心”的美学特征是在宋代萌芽,经由元明清时期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6]。在审美尺度上,经由宋代,明清逐步建立了一种“须弥芥子”一般的更为微缩化的审美尺度,在城市的喧嚣之中,依靠咫尺的园林构建一个心灵的世界,寄托梦幻般的个人理想和士大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