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建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当前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不仅在于改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本身，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应树立正确对待自然的观念。要彻底摆脱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也是和谐文化建设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为和谐文化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的生态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础内核和价值观指导。为此，建设生态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和引领，以良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取向，以谋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目的，把生态价值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倡导并实现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健康消费，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自然观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在一切问题的首位，认为它是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及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界两个方面。这种关系，既影响着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影响着除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化，成为自然界演化发展中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的历史观，反对自然与历史的对立，主张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人类要在自身的实践中，持续调整自身和自然的关系，改变自身对自然野蛮掠夺的行为方式，在环境危机中，人应当承担完全的责任。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有外在关系也有内在关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123。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无法摆脱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法摆脱对自然的内外依存关系。“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1］167。可见，人类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因此，必须确立有机整体生态文化价值观，克服西方社会长期在生态文化上秉持的“主客二分”和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错误观点。

其次，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同时，在与自然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形式连接的过程中，又始终渗透着一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有人才能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2］18。而这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67。恩格斯也同样认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305

如果人过分相信对自然的支配，必然导致自然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305。可见，作为具有理性和认知能力的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遵从自然秩序、自然规律。

再次，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矛盾运动的外在体现和形式属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必须以人与人关系的制度性基础存在为前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确立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以实践为出发点，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优先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统一，人和自然协调一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3］35。

因此，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也直接影响着人同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并不一定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但是，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却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了极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造成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生产的目的是利润，为了获得利润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资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是资本的本质。这种无休止扩张的结果，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必然会带来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由于“‘资本对不变资本的节约’这一规律，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往往得不及时有效的治理。而且，由于山川、大气、河流的公共性质，资本会让社会来承担因排污所带来的污染损失，这就是资本经济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8］254。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影响人类发展的生态危机来源于自然的异化。而自然的异化，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人在社会中的异化。要克服自然的异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克服使其产生异化的社会异化。“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变革”［2］30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建设生态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