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文化观

文化概念很复杂，一般认为，文化就其内容来讲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给文化下的定义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即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生存、享受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或者，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1］(P328)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充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发展观内涵的生态文化既是对中华传统“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生态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化思想论述的吸收与发展，同时是与中华的发展进步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生态文化。具体内容也可以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方面去挖掘。

一、崇俭抑奢、需求引导供给的物质生态文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按照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并改造自然的活动，正是这种区别于动物的活动，产生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文化。劳动实践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这种劳动实践，揭示着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其它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自然系统内部的客观过程。这正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的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45)这清晰地指出了，人在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来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保证人类的生存发展，同时，人还需要自觉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依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文化是具有生态本质的。马克思强调人在生存发展中利用自然，但在利用过程中要确立享用与节约相统一的生态消费文化观念。在强调节约自然资源的同时，提出了复活自然的主张，“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使“这种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3］(P94)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崇俭抑奢思想。道家代表老子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4］(第19章)的生态消费理念，统治者应该放弃“有为之政”，让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保持纯朴的本性，减少私心和欲望。统治者在为百姓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后，减少对百姓的干扰，不从统治者的视角去评判百姓的生活。中华传统文化强调“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不仅有生命，而且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世界万物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人的生命也来源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这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5］与此同时，“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是不可分离的，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5］儒家大师孔子强调:“节用，爱人，遵照时限让百姓服劳股。”［6］荀子进一步提出，“节用”的方法和目的，“节用，使百姓富裕。”“节用的方法是用政”。可见，儒家思想中“节用”、“富民”也是通过生态消费理念引导物质生产，展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管子》认为“造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7］(P1013)治理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7］(P259)。

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经典论述，都阐明了自然的生态价值，为科学发展观中物质文化生产提供了生态渊源。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生态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与部署。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的吸收与发展，更是对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科学发展观，不单继承经典文化的生态智慧，也是对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出现的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严重破坏的深刻反思。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以人为本、自由发展的制度生态文化

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快和谐社会构建，即从制度层次建设生态文化。这种制度生态文化，可以追溯到老子的“无为而治”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制度”。老子追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无为”即遵从自然运行法则，在治理国家中强调“一切顺其自然，不干涉人民的生活，社会自然会好起来。”［5］“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4］(第2章)意思是说，圣人以“无为”的法则治理国家，身体力行而不施行教化，使万物生长而不发号施令，孕育万物而不占为己有，施恩于万物而不图回报，建立功勋而不居功自傲。正是因为不居功，功勋才会永不磨灭。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恰是老子制度生态文化思想的最佳佐证。“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第80章)

生活于西周末期战乱之中的老子，对于统治者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百姓死活使用武力进行战争以争夺势力范围非常不满，盼望着百姓能够按照“小国寡民”的状态进行恬淡的生活。老子追求一种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度，恰恰是对统治者追求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而不顾百姓饥苦的统治理念的有力反驳。对“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的理解和今译也多种多样，但多数都把老子的思想理解成邻国之间能够听到鸡鸣狗叫却不相互往来，这是没有弄清楚老子所处时代和老子思想的内涵。老子期盼国家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在能听到邻国鸡鸣狗叫的情况下，百姓也不用因为生活的不安定迁至别国。我们透过“小国寡民”国家理想能够体会到老子的生态制度文化田园诗般的民间生活图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制度模式是制度生态文化的又一重要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变革社会制度，以及由该社会制度所规定的政策、规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取向的经济、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只有确立社会制度的生态化取向，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主义如此深刻的生态文化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对19世纪人与自然关系恶化所作的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为解决19世纪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这一现实问题的理论反驳。工业文明引发了社会观念的一系列变革，使人脱离了对自然的“崇拜”和传统文化的束缚，构筑起以利益为中心的生产分配关系。马克思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以私利为中心的分配关系和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征服和破坏的深刻反思后，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强烈反驳。这种强烈的反思和反驳，激发了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无限畅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