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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制度问题的思考

2021-4-9 | 证券制度论文

 

自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12月,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含A、B股)达2063家,比2009年底增长20.08%,投资者开户数为13391万户,股票市价总值265422亿元,流通市值为193110亿元,具体见表1所示。上市公司都是各个行业的领头羊、佼佼者,他们的市值决定着国家实体经济的价值,决定着国家战略资源的安全,甚至是国家的安全。健康稳定、资金充足、监管有力、运转良性的股票市场能够很好的起到为企业融资再融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国民经济,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当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也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在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融资渠道,有力支持了一批国家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投资品种,扩大了投资渠道。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证券市场的很多方面都不够规范,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自诞生起,就是一个背负着经济转型使命的市场,政府对自己的定位是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频繁通过制度的变化来影响证券市场的走势,最终这些“剥夺”行为所积累的风险还是要靠国家的信誉承担,而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业绩不良的上市公司存在于证券市场,市场运作效率极其低下。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制度缺陷是“中国特色”过于浓烈。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资本的本性不突出,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不强,市场的特点不明显,资本机制与市场机制都被不同程度地扭曲,资本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不是具有完善功能的市场,这样,在实践中资本市场所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大打折扣,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相关部门往往把市场规模作为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市场最需要关注的效率问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规模迅速扩大,却没有实现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效率功能。效率低下的证券市场是无法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的,这一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瓶颈”,并且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我国证券市场低效运行的表现

 

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通过价格机制将金融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向生产者手中转移。如果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证券价格的人为操纵、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对潜在投资者市场的准入限制等因素,那么,这样的市场运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与此相对应,这样的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错误的定价和稀缺资金的逆配置,我国证券市场的低效运行具体表现为证券市场缺乏配置效率和政府隐性支出的增加。

 

(一)证券市场缺乏资源配置效率

 

所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指资本市场通过对证券价格的定价,使证券市场的收益率等于厂商和储蓄者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稀缺的储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上去,实现投资者资本的增值。如果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高,证券市场的博弈结果应该是“正和”,而不应该是“零和”甚至于“负和”。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上看,我们的证券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是很低的。现行证券市场制度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半市场化、灰色化,也促使这些上市公司没有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充分利用这些得之不易的资金。16年来,上市公司平均融资量快速增长,但是与之相伴的却是其经营业绩的快速滑坡。市场流传的“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的说法虽然不无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上市公司经营效率低下,导致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发挥出应有效益。这样的企业大量充斥着中国证券市场,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不利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的发展。

 

另外,上市公司频频发生上市不久就违规的事件。例如,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甚至把资金投入股票或债券市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利润率与一般国企相比,并没有很大的优势,相对于未上市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收益水平反而偏低。纵观近几年的资本市场“,庄家”一直大行其道,推动股价上扬的不是公司的经营成果,而是“庄家”炮制的各种概念、题材和虚无缥缈的“想象空间”。“庄家”经常与上市公司联手,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肆意地炒作某一只股票,进行市场操纵。在这种情况下,股价被“庄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与上市公司的治理质量、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完全脱节。股价严重背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可以说是市场运行效率低下的直接、基本的表现形式。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市场操纵行为的打击力度,但一个公正、合理的公司价值评价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

 

(二)证券市场运行成本不断增长

 

第一,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上是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形成了市场的“政策依赖症”。无论股指的下跌原因是什么,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无一例外,都是向政府要政策。可以说,是国家信用,是政府承担着证券市场的最终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的这种“政策市”的非正常现象,最终所导致的就是股票市场无法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第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缺乏适当的退市机制,市场中大量难以为继的公司选择了重组的途径。中国企业重组的过程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重组制度同样服务于国企改革,制度的发起与实施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首先,重组制度的形成体现了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意图。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规模过大,重复建设过多的问题,政府希望通过重组实现资源的重新结合,提高企业的经营实力;同时,我国上市公司以前大都为国有企业,一些企业上市以后,其经营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为了保住上市资格,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代表的政府自然希望通过资产重组改变现状。实质上就是国家把国有优质资产无偿地与破产上市公司的账面资产相置换的过程,而其账面资产也许已经是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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