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版权输出贸易发展趋势

在前不久闭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签署的版权输出合同达2417项，创下我国自1956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来版权输出的历史最高纪录。而根据此前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统计，BIBF上我国版权输出贸易量比2008年增长10.25％，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为1.29:１，继续持续着自2006年以来的图书版权贸易顺差。这些不断增长的数据背后，是伴随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全力实施，中国版权输出贸易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益呈现新趋势和新契机。

从追求数量到“内容为王”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机构开始积极广泛地关注中国的原创图书作品。但与此同时，中国出版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版权输出的有效性——即通过图书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从而实现中国对外版权输出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曾经是我国对外版权贸易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现象。由于人力、资金等原因，许多版权输出仅仅停留在“卖出去就完了”的状态，很少有针对性地对输出图书本身的文本价值进行评估。而对于作品输出后，是否在被输出地产生应有的反馈和影响更缺乏信息收集和统计。

随着我国出版产业和对外版权贸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意识到，这种“只管种，不管收”的粗放式版权输出模式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版权交易可持续性的损害，更影响着出版社的国际品牌形象。同时，在与国外出版机构越来越多的合作中，出版社也开始意识到，版权输出不应坐等国外出版机构有需求时再去游说他们，而是要真正地站在一个平台上，把自己的产品、文化和作家，通过一个通畅的通道传播出去。而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基础，就是作品内容本身。

因此，出版社要建立“选题外向化”的外向型出版目标，以适应全球化出版要求。与此同时，国家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推出一系资助计划，今年更有14位外国专家参与其中，“外脑”的介入大大提高了我国版权输出的有效性。从单纯产品贸易到多元化的合作共赢新形势下，出版业已不满足于单纯纸介质出版物的开发推广，出版衍生产品产业链开始初现端倪，数字化出版市场日趋活跃，跨媒介出版越来越普遍国内外出版人开始寻求跨越单纯图书产品贸易的多元化合作，实现双方共赢。这种合作避免了单纯图书版权贸易的盲目性，从而降低输出风险。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就与法国合作出版了汉语多媒体出版物《一游记》，双方的共同开发使出版物更易于被国外市场接受，这部作品在法语区市场成功发行，还将推出德文版和英文版。除了出版内容的合作，中国数字化出版物的发展，诱发了网络出版自然选择模式非凡的潜力，凭借中国出版业在技术、赢利模式等方面的不断成熟完善，中外双方在其他出版形式上的合作开始成为可能。在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盛大文学依托技术、资本商业模式面向全球征募合作伙伴，“盛大文学赢利模式”吸引了大批著名国际出版机构的加盟。

从文化输出到资本输出在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双重动力的促进下，中国的版权贸易正逐渐从被动选择向主动交易过渡。出版体制改制的深入，使出版集团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研发产品、改进生产和提升营销推广的同时，一些有实力的出版集团开始了实体的“走出去”，通过资本输出，将自己的市场做到国际领域去，通过在海外的分公司了解第一手的出版信息，扩展属于自己的营销渠道。

2007年初，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英国成立伦敦分社。2008年7月，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第一家在国外投资成立的医学专业出版机构宣告成立，该公司收购了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的全部医学图书资产，并全面接收了该公司的一流作者群和图书销售渠道。除此之外，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先后在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开设多家海外合资出版单位和新华书店；科学出版集团在日本东京设立“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2008年通过与韩国阿里泉株式会社签订股权并购战略合作协议，以购买股权的方式并购阿里泉株式会社。在投资建立海外分社的同时，一些出版机构还在国外扩展出版业务，安徽出版集团就在俄罗斯注资设立了新时代印刷厂，年收入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的主题图书要走向世界，无论是版权输出，还是合作出版，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走出国门，直接面对外国读者。

因为没有掌握渠道与市场，最终主动权、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别人手中。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收购国外出版资源，不仅使中国图书直接进入了国外主流市场，而且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获得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敲门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也使我国出版业，在更好地贴近国际社会实际和受众的同时，为我所用、为我所控，更好地进入国际主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