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分析

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包括科学（science，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technology）与医学（medicine）的全球科技图书与期刊的出版，简称STM出版。西方国家的科技出版产业为达到利润最大化，选择全球化的市场进行图书与版权的营销，这是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中国1992年10月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后，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开始蓬勃兴起，成为全球科技出版的一个市场，同时也加大了科技图书版权的输出。因科技图书较社会、人文类图书更少涉及意识形态，所以其版权在国内外的流动更为自由。椐SimbaInforma-tion数据显示，2002年全球STM出版与信息市场营业额总计为108.3亿美元，2003年为114.8亿美元，2004年为120.1亿美元。从2002-2004年全球STM出版业营业额地区分布中可以看出，STM主要市场在北美，其次为欧洲，两者几乎占据了全球市场的88%，而亚太地区只占大约10%的市场[1]。从出版商来看，2002-2004年全球主要STM出版商及其营业额数据表明，实力最强大的十大出版商营业额占据了全球市场的绝对市场份额，这些大出版商均是西方国家的出版集团[1]。也就是说，全球STM出版产业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是以西方为主要市场的。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2-2006年中国大陆科技图书（包括自然科学总论、数理科学和化学、天文学和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等类别）总定价，2002年度为70.4801亿元（人民币），2003年度为78.8356亿元，2004年度为90.8842亿元，2005年度为98.5167亿元，2006年度为102.1552亿元。总体来看，呈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与世界STM出版相比，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总定价（本文世界STM出版的数据采用的是包括图书、期刊、信息三个领域的营业额）并不低，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科技图书出版的繁荣。但是，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市场，而西方国家的科技图书出版是以全球为市场的（最大的市场仍在欧美）。从中国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来看，2003年（目前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将引进和输出图书进行分类的数据只有2003年度的），中国引进科技类图书版权3741种，输出183种，引进和输出比例几乎达20:1。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类图书版权交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随着近几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增加，这个比例有所缩小。2003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大约是7:（110894:1517），而2006年这个比例已经缩小到大约5:1（10950:2050）。

美国学者桑德拉•哈丁[2]在其专著《科学的文化多样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IsScienceMulti-CulturalPostcolonizationialism，Feminisms，andEpistemologies）中采用后殖民时期科学技术研究的视角，重新考察了欧洲科学史的标准故事。作者列举了欧洲扩张对有竞争力的地方性（非欧洲世界）的科学技术传统的破坏。虽然作者没有讨论版权贸易，但这种论述视野可以丰富并深化版权研究的理论。笔者深受本书的启发，于是以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数字传播与新闻出版专业建设”项目和2007年上海市教委与教育基金会设计的曙光学者计划“中国图书出版的集团化研究”课题为思想指导，试图结合在出版业界近10年的工作经验来探究中西科技类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内在逻辑。而STM出版作为国际出版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并不充分，但这一研究对探讨出版产业的形貌颇为关键，故本文以上海某科技类出版社版权贸易的具体研究为分析案例，根据该社1996-2006年11年间的科技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数据比例，结合笔者长期的出版界的民族志观察，试图借此探索当下中国的科技图书出版在全球版权贸易中的地位及其发生语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已经洞察到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如RolandBettig[3]（1996）在《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专著，以及BobHackett&CarrollBill[4]的《再造媒介：民主化公众传播的抗争》的论著都指出：信息产业作为生产力，信息产品是新的生产力，资本在出版产业领域就以版权作为限制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手段，可以说这就是版权产业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对信息与知识的私有化。版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知识的商品化过程密切相关的。虽然市场逻辑下的版权话语让人认为，版权保护个体文化生产者，鼓励创造，人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一直在创造和发明，而当代世界，版权主要保护的不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本性，而是版权产业的利润。通过世贸组织，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商业化程度高的西方国家把它们的版权制度国际化，使原来相对宽松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权管理制度进一步屈从于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且，强大的西方媒体宣传使版权问题几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个人和经济实体对跨国公司产品的盗版行为的同义语，从而掩盖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和传统社会从原来处于公共领域的传统知识到生物基因的“盗版”和掠夺性占有。这种资本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新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原始“圈地运动”的继续。更重要的是，以跨国公司利益为核心的版权体制，与以促进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合理使用”原则的张力日益加深，使低收入国家和群体接近信息和知识的代价增高。数字时代一方面提供了无限复制的技术可能性，一方面也为版权拥有者提供了以单一节目、单张网页、单条短信收费的现实性，从而使信息传播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5]。举例而言，2003年英国出版商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出版产业年度总利润的30%来自版权销售，这一利润空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出版公司的经营还在继续增长，中国是购买西方图书版权的重要客户。

大陆学者较多从出版业内部来分析中国版权贸易的逆差原因，如西方国家出版集团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掌控了世界科技出版资源、拥有全球范围内著名的专家资源，其集团公司有一套成熟有效的运作机制和销售渠道，可以有效地将图书及其版权销往全球。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科技出版业在版权经营意识、出版者的全球意识、出版集团的运作机制、全球出版资源的掌控方面相对滞后，近年来图书市场的良莠混杂，更使国外出版商对中国的科技图书印象欠佳。另外，语言也是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一个因素[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