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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债务结构的演进

2021-4-9 | 债务结构论文

 

一、引言

 

我国的金融市场在不断地演变,直接融资比例显著提高,企业发债增长较快。从图1可清楚看出1986—2011年我国每年的实际新增的融资金额,包括了商业银行新增贷款、各类债券和股票的筹资额。其中每年新增贷款额一直都是遥遥领先,2009年接近10万亿,达到最高值。随后其发展势头有所减弱,2011年新增贷款减少至7.5万亿。而债券类以及股票筹资的发展速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债券市场,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企业债发行额突破1000亿,2009年又超过了1万亿大关,2011年企业债发行额增长到2.3万亿;国债和金融债的总和早在1994年就超过了1000亿元,到2003年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2011年国债和金融债发行额增长到4万亿;同时,股票市场近10多年也是突飞猛进,2000年筹资额突破1000亿,且增速明显,尽管2007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其筹资总额也超过了8000亿左右,2010年股票融资额达到最高峰近1万亿,2011年回调至7017亿元。1986—2011年,企业债券每年的发行额和其他金融市场融资的比率有何变化趋势,它们关系如何?图2给出了明显的答案:从整体上看,这三条曲线都成U型,这和企业债券的发展历程吻合,1986—1992年是企业债券初步发展时期,1993—2004年为调整萎缩期,2005—2011年飞速发展壮大期。企业债券发行额和当年新增贷款比率的曲线直接反映了我国债务结构,它位于三条曲线的最下方,体现我国银行贷款的主导地位,而在2011年企业债券对当年新增贷款的比率超过0.3,表明企业债券在债务结构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企业债券发行额和国债金融债发行额的比率曲线严格说是两个U型构成,1986—1992年第一个U型,1986年和1992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对国债金融债发行额的比率超过了1,即企业债的发行额超过了国债和金融债的总和。但为了保证国债和金融债的顺利发行开始控制企业债的发行,2000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对国债金融债发行额的比率接近“0”,2005年快速拉升,2009年逼近1,随后2年国债金融债大幅增发,使得企业债占比稍微有所回落,故1992—2011年是其第二个U型;最上面是企业债券发行额和当年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的比率曲线,这反映了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选择。企业债的发行最初早于股票,融资额占优。但1991年深沪交易所成立后,股票市场迅速发展,其融资额就一直超过企业债。直到2008年才翻转过来,当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占资本市场的比率超过了0.6,2011年企业债券发行额大幅超过股票融资,占资本市场融资额的0.76。总体上讲,在20多年的金融改革历程中,我国的债务结构经历了一个U型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它和整体的宏观经济因素和金融市场结构有何关系?下面通过时间序列来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一)国内外文献评述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融资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有关。有些学者从理论上进行了研究。Corcoran(1977)[1]以及DeAngelo等(1980)[2]从理论上解释了通货膨胀导致更多的负债:因为通货膨胀降低了负债的真实成本,在通货膨胀期间对公司债券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如果随着通货膨胀的下降公司债券收益相对高于股票收益,公司债券的整体需求上升。Leland(1996)[3]认为,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扭曲了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因此影响最优融资结构。更多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来说明债务结构与宏观因素的关系。

 

1.利率和通货膨胀率。Graham与Harvey(2001)[4]调查发现1/3美国制造业公司的财务总监在作债务决策时考虑了诸如利率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Nejadmalayerz(2002)[5]运用Prohit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公司的融资选择行为发现:(l)利率期限结构影响公司资本结构;(2)随着短期国库券收益的上升,公司更可能发行债券而非股票;(3)随着长期国库券收益上升,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上升;(4)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公司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下降。Jinwoo与Catherine(2002)[6]运用美国1967—1988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利率、股票市场回报率对股票及债券发行的影响。发现利率的降低,会使债券发行量提高;在短期,债券发行量的提高会使股票发行量反方向变化。

 

2.股票市值、银行贷款占GDP的比率和GDP增长率。Booth等(2001)[7]采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混合数据,将多个宏观经济变量与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横截面分析,得出了制度特征与总债务结构关系的结论。他们分别以总负债比率、长期账面负债比率和长期市场负债比率为被解释变量,以股票市场价值/GDP、银行总贷款/GDP、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Miller税收项目为解释变量。研究发现:(1)这些变量可以解释17个国家总负债比率27.5%的变化,16个国家长期账面负债比率22.4%的变化,14个国家长期市场负债比率25.8%的变化;(2)股票市场价值/GDP与杠杆负相关,表明当股票市场越发达,企业具有更多的融资选择权,从而可以减少负债融资的使用;(3)银行贷款/GDP与杠杆正相关,表明更发达的负债市场与更高的私人负债比率相关;

 

3.宏观经济周期。Jo?oA.C.Santos和AndrewWinton(2008)[8]引入了宏观经济周期对债务选择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银行拥有借款人的私人信息从而可以通过更高的利息获取信息租金,因为这种信息独占增加了借款人的风险,而银行利用信息优势在经济衰退期间向借款企业提高利率。他们在控制了风险因素、企业和贷款的特征之后,通过比较了单独依赖银行的借款人和可以公开发债的借款人的各自银行在经济衰退期间的贷款定价,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经济衰退期的银行贷款利差要高于经济景气时银行贷款利差。第二,经济衰退期间拥有公开发行债券渠道的企业贷款利率增幅要小于没有债券融资渠道企业贷款利率的增幅。

 

4.金融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水平。Demirguc-Kunt与VojislavMaksimovic(1999)[9]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采用外源融资与一国的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正相关。债券市场和银行体系影响企业获取融资的方式是不同的,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债券市场的发展与长期融资密切相关,银行方面的融资则更多与短期融资关系密切。相比银行贷款而言,企业债券的发行需要更发达的金融市场:首先是借债方和投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从而使公众投资者能够方便地、低成本地获得公司经营和财务信息,投资银行也能够将信息标准化地传递。如果企业的财务和经营信息很难向公众有效传递,则需要银行通过内部信息来监督企业(Allen与Gale,2000[10])。其次是存在大型的、盈利的、有声誉的企业,一方面这些企业能够承受债券市场的固定成本,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公司的风险小而降低了违约率,能够提供债券市场的有效供给。最后是存在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这些机构对公司债券品种存在持有偏好,从而提供有效的市场需求。因此,从经济发展阶段与企业融资方式来看:经济发展初期适宜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经济成熟后则适宜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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