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党“共识”是英国政党政治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工党与保守党在福利国家、混合经济等政策方面出现了趋同与合作的趋势。这种“共识”反复实践着，其中间有中断，但总的趋势是持续发展的。所谓两党“共识”，是指两党在重大国家事务上态度和政策的趋同与合作，是“西方国家中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色彩的各类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的‘趋同现象’”①。保守党和工党之间出现“共识”，既是英国政党利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磨合的产物，又是英国特有的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

大多数学者认为战后英国大党间达成的广泛共识主要体现在，普遍接受“混合经济”概念，即带有一些国有企业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承认自由工会的权利，尤其是工人应有的权利;赞同政府承担一定的责任，保持“充分就业”和提供社会福利。由此看来，两党“共识”虽说为一种政治现象，但其具体内容则更多的是关于国家经济的运作。这样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政党宗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工党与保守党能在解决众多纷杂的经济问题中趋于一致呢?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两大党的经济思想。

英国工党是在英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可是它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并且以费边的渐进社会主义为指导，主张社会改良。在经济领域，工党多以费边社的经济学说为指导。韦伯夫妇是费边学派早期重要的理论家，他们推崇约翰•斯杜亚•穆勒，于1897年出版了《工业民主主义》，阐述了关于平等和财富分配的改良主义观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派经济学家托尼发表了《贪婪的社会》和《平等》，它们清楚地阐释了费边社会主义经济主张，认为社会主义所要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平等”，而“平等”的实现则依赖于公平合理的分配，因此，托尼认为经济学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与“平等主义”，把“国有化”看成是改变所有制和使生产者摆脱目前受束缚的措施。费边学派的经济思想对于整个英国社会而言只是一个“非正统派”，但对于工党经济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与危机带来英国传统经济体系的转变，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政策受到严重挑战。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打击了马歇尔的均衡学说，而且动摇了传统的剑桥经济学体系。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重新解释了危机原因并制定出了新的政策，阐明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灵活偏好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需求或有效需求的不足是不可避免的，有效需求的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为了减少失业和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就应当设法增加有效需求”②，这种论证方式和观点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剑桥经济学说，引起整个社会的轰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时政府有效地实践着。一种“新经济学年”正逐渐成为一种“正统”。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工党理论支柱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干预收入分配，甚至要把若干部分的生产资料同归社会所有。而凯恩斯经济学说则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并且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均，从而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当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剑桥经济学的正统地位之后，英国资产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个‘新’情况，这就是居于新的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与一直居于非正统地位的英国‘社会主义’日益接近并且终于合流”③。尽管各党派在整顿就业的最终目的、利益有所不同，但在这种经济思想合流而带来的相似性的方面使得资产阶级保守党与标榜英国“社会主义”的工党，就一些具体问题有了相互接近的可能性。可以说，凯恩斯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在经济学思想中的合流是战后英国保守党与工党之间产生“共识”的主要经济原因。

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整个世界进入了科学技术急剧更新的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优先发展电子、航空航天、核能、计算机等工业……过去一度认为是工业化社会骄傲的传统重工业，如纺织、钢铁、煤炭、造船等渐渐衰落。”④这场科技革命对战后的英国形成剧烈冲击，“二战之后，经过近200年的粗放型增长，英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开始发生转变，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⑤。国家的工业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转化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型和知识密集型，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换句话说，社会对‘脑’的依赖大大超出了对‘手’的依赖”⑥。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又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二战后的英国“已进入‘后资本主义时期’，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一时期阶级关系的特征已不是两极分化，而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扩大”⑦，以知识分子(学者、医生、律师、白领职员等)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大规模兴起，整个社会结构渐呈“枣核”状分布。

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自然要影响到英国政治的发展。首先，新生阶层的兴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破了传统。集团利益的多元化模糊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界限，从而打破了传统左右两极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原来的阶级利益被淡化，这些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消除了传统左右两极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消除了党派间的思想隔阂，使两党在政治中的“共识”成为可能。其次，中间阶层的兴起扩大了政党的阶级范围。社会阶层的全新调整对两党原有的阶级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在两党的领导阶层的社会构成方面，20世纪两党差别逐渐缩小，据资料统计:“本世纪初，保守党议员中工人占72%，使‘工党’的性质显得非常突出。但从40年代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守党基本维持原样，工党工人出身的议员则逐步降到40%、30%甚至20%，专业人员的比例则上升到30%～40%甚至近50%。现在，两党议员中最大的职业集团都是‘专业人员’了。两党议员在文化程度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1916年(工党成立的那一年)，保守党议员有57%受过高等教育，工党则无一人，1979年，保守党为73%，工党为57%，两党议员的社会经历和心理素质实际上都在接近。”⑧这种接近反映在政治立场上就表现为工党“右”转，保守党“左”转。两大政党都试图以“中间化”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从而带来诸多“共识”的产生。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中间阶层的兴起虽然淡化了党派意识形态的完全对立，扩大了各党派利益群体的范围，产生了党派间“共识”，可这种共识并非表明党派间意识形态及利益群体的完全融合，利益间的差别仍是党派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说两党“共识”只是表现为政治政策的趋同性，是政党在一个共同的大环境中为实现各自不同利益而采取的较为相似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