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政治外交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但各个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采取的路径选择有显著的差异。作为一个处于整体性制度变迁中的转型国家，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困境与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
苏联剧变后，俄国内掌权的民主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开启了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1993年以立法形式确认了总统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和自由选举等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制度，给俄罗斯政治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模式上来看，例如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分权制衡的机制等等，俄罗斯已经具备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诸多特征，建构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按照完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仍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是权力分立体制严重失衡。1993年俄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的政治特色，形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强总统、弱议会、软政府”的格局。二是政党体制不成熟。政党政治发展迟缓，政党多、杂、乱，政党与选民脱节。加上俄没有实行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超级总统制”的宪政框架内，政党活动对政府的组成和重大决策的影响相当有限，政党难以充分体现某些阶层、社会集团与利益群体的利益与要求，也难以实现连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1〕82的“桥梁”作用。三是选举制度不完善。俄罗斯各类选举中，存在金钱政治、收买选票、灰色政治交易等许多弊病。选举中往往是谁掌握舆论、谁动用金钱和权力的能力越大，赢得选举的机会越高。由此，“权力党”和由政府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有足够的资金、庞大的行政资源、忠于自己的国家电视网，因而在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中都占尽优势。四是公民权利缺乏根本保障。俄宪法扩大了公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但其中不少权利受到诸多限制，实际上是普通公民很难享用的。可以说，俄罗斯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国家。林茨和斯蒂芬将俄罗斯政治制度概括为“后专制主义制度”〔2〕26。扎卡利亚将之称为“非自由的民主制度”〔3〕。麦克福尔则称之为“选举民主制”，而不是一种“自由民主制”〔4〕。凡此种种可看出，在西方学者眼中俄罗斯政治与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的差别。普京在国情咨文中也指出，“我们应该对我国民主发展的现状提出批评。”〔5〕126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坦承，“民主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并趋于稳定，但是其效果非常不理想。”〔6〕当然，“俄罗斯未能在共产主义崩溃以后立即建立健全稳固的民主制度，这并不稀奇。……就许多方面而言，从苏联废墟中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很难想象任何伟大的革命能立即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7〕197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一定适合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实际，经过对“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思，当前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是其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更多地体现着转型期的特殊的国情。
二、俄罗斯政治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俄罗斯政治发展虽取得一些成就，但越来越受到许多制度性障碍的掣肘，面临着现实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超级总统制”的宪政设计阻碍着俄罗斯政治发展
2011年12月，俄罗斯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集会，数以万计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舞弊，要求重新选举并终结普京的统治。普京着力打造的“超级总统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并且可以预计的是，这种压力在普京重登总统宝座后将更加显著。应当说，“超级总统制”虽然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和对西方式民主发展道路反思的现实选择，但这种政治体制自身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首先，“超级总统制”弱化政府执政效率，阻碍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制度化。在“超级总统制”下，总统几乎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这样，行政部门掌管权力，控制着国家的政治资源，又几乎不受监督与制约，从而使滥用权力和腐败成为摆脱不掉的噩梦。同时，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有可能导致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垄断一切、压制民主的危险。在这种体制下，人们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总统身上，而事实上，“在俄罗斯，超级总统制下的总统常常把所有的权力想象为自己的世袭财产，而把制度建设的实践视为是对他政策的威胁。”〔8〕其次，“超级总统制”不利于政党制度的发展。在现行的“超级总统制”下，俄罗斯的政党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既不能完全作用于选举过程(不存在执政党)，也不能对政权更迭产生实际的影响(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并不能参与政府组阁)。可以说，“超级总统制”的宪政制度安排使俄罗斯政党处于边缘化，“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意义已经被宪法对俄罗斯议会的限制损害了。只要政府或者俄总统仍然凌驾于政党之上，政党的分量和吸引力就不会太高。”〔9〕政党无法真正起到反映公民的意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权力机关的作用。再次，“超级总统制”阻碍了俄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超级总统制”的模式下，在前苏联解体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权威，又得到了强化，国家还是社会和国民的主人。与现实的政治国家结构异质性的公民社会在俄罗斯并没有形成。虽然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一直倡导公民社会建设，但俄罗斯一些学者和民众却有这样的认识，即“对建立公民社会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国家政权的代表，而不是普遍公民。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在一直以来俄罗斯社会所处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下，现在政府方面的这种积极性是不是某种‘虚假客体’和‘诱饵’”〔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