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角度下的政党文化

民国初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西方的民主政治被移植到中国实行，中国政治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政党纷纷出现，数至几百;临时参议院内几大政党对峙;数目很多的小政团逐渐结合，成为几个大党;正式国会选举，各政党的激烈竞争;国会内的辩驳争执等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1］。同以后的政党活动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其中颇有些结社自由、合法反对、公平竞争之色彩，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民初政党政治最终以悲剧性的失败结束，令人惋惜，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对我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民初的政党政治以其“纷繁复杂”、“昙花一现”而为史学界所关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初政党政治特色的成因;二是关于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主角;三是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评价。民初政党政治所表现出的多党林立、分合无常等特色，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外，还有中国人对政党功能认识上的误差;而充当民初政党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还有立宪派的政党和买办官僚军阀的政党，这样才是完整意义的“民初政党”;民初政党政治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使中国民众初步了解了何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等问题;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组党参政，政党林立，为民初政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参与或获得政权的追求与向往。同时表明在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下，人们民主热情的普遍高涨，参政意识的显著增强和共和观念的进一步加深。从根本上说，这是新旧时代交替的产物，是新形势下的各阶级、各阶层通过政党活动和政治角逐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民初政党政治虽然最终失败，但它第一次在中国大众面前展示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力量，特别是当时的舆论界关于政党问题的讨论、辩论，使不少人对于近代政党的涵义、功能、制度等理论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从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段，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文化。

一、全新的政治模式

第一，民初政党政治的肇兴。皇权专制时代，政党不允许存在，即使到了“预备立宪”的清末，凡与政治及公共事务有关的结社集会，同样也不可以“照常设立”。武昌起义的枪声，换来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春天，随着皇冠的落地，从未松懈的党禁骤然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渴望民主、进步，被压抑了多年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喷涌而出。如何民主进步，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学习与模仿西方。尤其是取得了一定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要求参政议政，迫不及待通过政党政治获得自己的政治保护与政治权力。因此，民初政党政治的取向与实践，是来自于社会的公共需求，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政治时尚。当然这一切，即民主与有序，也与当权者的默认与认同有关。1912到1913年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鼎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组党合法。《临时约法》虽然没有关于政党的条例，但明确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这就为政党的组建、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护。二是政党林立，名数繁多，空前绝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据张玉法教授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宣布成立的党团就达682个，其中进行过一定政治活动的有312个。其中仅仅上海一地，自1911年11月至1912年7月，半年时间先后或主要活动在上海的党团就有56个，除了同盟会、光复会、国民协会、中国社会党等，其中绝大多数是新成立的。三是各党可以公开地批评时政，而且可以竞争参政，甚至组成政党内阁。显然，政党组织在民初政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第二，民初政党政治特色的成因。民初政党政治的鼎盛，当然与各阶层尤其是资产阶级急迫参政欲望有关，与人们议政参政的意识有关，与民主氛围有关，与政治宽松有关，其中也与革命领袖和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倡导有关。孙中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断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并能消化吸收，这其中就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制度。民初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以政党形式展开公开竞争，组党参政，介入政坛，但其中实力、规模、性质、影响甚至目的迥然相异，相差甚远。有的只有十几人、数百人，有的多达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有的毫无权力背景，势单力薄，仅仅能在某一区域内活动;有的实力雄厚，声势显赫，不仅在各省有分支机构，甚至在海外也有很多党员，而且还与政府关系密切，拥有多名内阁成员和都督。有的只求在议会中有一席之地，或者只是想扩大一下影响，如中华工党、公民急进党等;有的实力雄厚，影响广泛，力争成为第一大党，问鼎权柄，如共和党、国民党等。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同盟会内阁，革命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掌握实权的各部次长仅汤乡铭一人并非同盟会成员。北京政府也具有政党背景，袁世凯同样利用政党，先是支持和借助共和党，推行“国家主义”，后来授意成立进步党，以同国民党对抗。

二、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

第一，传统中国，只有朋党，没有政党。如唐代牛李党之争，明代东林复社。关于政党与朋党的区别，梁启超认为:“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这一解释虽然道出了其中的差别，但还是未能阐明政党的性质。在西方辞书论著中，对于政党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大百科全书》曰:“政党，是为争取选民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选人而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团体。”法国学者博雷拉在《今日法国》一书中认为，政党应该是由男女组成的集团，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志与行动，这个集团必须提出一定的治理国家的建议，其宗旨在于取得政权和行使权力。还有人认为政党是一部分国民为实现一定的政见而自由结合的永久性团体等。这些解释侧重点各不相同，各有合理的成分，但都是从形式上对政党的活动和形象作了描述，而未能揭示出政党的本质特点。我们认为，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者集团并为维护其共同利益而斗争的秘密的政治组织，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特殊的政治历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