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和参政党的依赖关系

面对当今新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文件中反复提到，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的作用，提高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相对于内容导向的目标实现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作为主体的人和组织等维系转换的交往行为理念彰显着在当代语境下的“主体向度”的作用。执政党在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须依赖于客体化了的具有主体功能的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认同。同样，参政党要想获得成长的空间，围绕这些任务的实现，必须给予自己准确的主体性定位，加强自身建设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长期以来确立并贯彻执行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际合作的十六字方针，为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政策的引导。这一致力于“主体间性”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在新时期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客观基础上，注重突出人、组织等的和解行为，以及参政党和执政党之间相互承认和宽容的主体通性，并在共识基础上的协调合作行动，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和谐的愿望。立足于此，各参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必须真正明确和强化与中国共产党三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自身的策略和适当性行为选择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实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一结构性依赖

任何活动都是在系统中进行，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所有功能的发挥都需要相应的结构保障，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这为两者的合作在宪政层面提供了公共理性空间和适宜有序的公共选择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作用的显性状态，参政党的自主功能相对来说过于弱化，或者处于隐性状态(民众了解甚少)。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参政党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主张，以及在信息经济时代和公民社会中，多大广度和深度上吸纳民意，反馈民意，需要在结构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其真正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作用。现实中，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系统上能够再构造的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用语言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的主体通性，预示着类的历史更新，类的历史更新才使社会文化学习的层面有了可能，从这个层面上，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取决于同样的结构［1］。为此，我们应加强政党政治的民主化建设。这种结构性依赖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1．就体制内而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进行细分。首先，就他们的地位而言，在决策方面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执行方面是主导和辅助的关系;监督方面是相互监督的关系。其次，就具体行政事务而言，在决策方面是平等协商下的竞争性方案妥协权衡折中的结果;执行方面是分工合作的关系;监督方面，随着具体事务的分工不同，监督的主客体是不断变化的。

2．就体制外而言，参政党和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一致性。一致性一方面体现为共识性的意义符号框架，世界观可以产生一种统一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反对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反对社会的非一体化;另一方面表现为规范性的制度建构，制度化意味着共识行动的建立，共识行动建立在主体通性所承认的公认的要求上。在世界观、道德观念和同一性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在社会运动中实际起作用的并且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机构就获得理论战略上的重要位置［2］。对于全国各民族来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处于导航者的位置，处于国家政治中心位置，其思想、政策、方针、路线的一致性才能更好地引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创造性，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奋斗目标。

3．就体制内外的衔接而言，参政党起着桥梁枢纽转换的作用。处于减少外部合作的障碍和争取外部支持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按照哈伯特的“三C理论”，即配合(cooperation，利用资源帮助其他机构)、协调(coordinating，组织并整合资源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多边目标)和合作(collaborating，综合利用资源以解决那些没有明确由谁负责的问题)，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促使功能的发挥［3］。参政党主要表现为对外而言，是宣传指导思想，进行政治社会化;对内而言，是反馈情报，分析整合民意，提供决策的参谋咨询的作用;同时，也具有提供协调，化解冲突，扩大共识的作用。这种结构性依赖关系表明我们需要加强政党政治的民主化建设，以保持参政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使其以旁观者清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才能看到执政党自身所看不到的东西，也只有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能使统战工作更有说服力、可信力和号召力，以更好地监督执政党的工作。这种独立性可以显示为就纯公共事务关注的独立性，是就政策动议而言的，不受政治和行政影响，而且这种独立性也可以向社会暗示一种变革，一种治理的方式转变，一种理论的重大创新，一种任务的共同完成［4］。参政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在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与中国共产党共担风险，在公民社会中接近并了解民众，增加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扩大社会共识，以便以统一的步伐行动。

但是，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以平等的姿态献计献策，而在决策的定夺上取决于执政党，同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民主党派处于协同合作执行的地位。第二，是宪法框架下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行使权利和执行义务。第三，是重大任务下的参政党。中华民族的振兴，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是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更何况两者在任务面前处于导航者的位置。第四，是人民群众的参政党。在民主化时代的社会里，公民的自主诉求必然要求参政党反映民声，体现民意，必须将社会分层纳入参政工作的视野就是民主党派的中心任务之一。参政党的相对独立性，就要求我们在政党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建设上下工夫。笔者认为，应就各民主党派新形势下有自己的认同纲领以吸纳民意进行协商;民主党派的实体规模应该在什么状态下既有利于执政党的领导，又有利于听取民意进行探讨;民主党派的各种团体就其新的背景下的成立原因、运作资金来源、法律组织形式、内部治理结构、责任机制以及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进行规划;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各民主党派以什么样的依赖和什么样的程序运作下，参政议政才能体现公平、公正，以真正反映民意民声?新的背景下，民主党派只有在结构上解决了高层治理、控制环境和一定的管理自主权后［5］，才能发挥自己的自觉主动功能，为执政党献计献策，提供优化措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以提高，也可以充分调动统战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