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社会对待南方茶文化的态度

茶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饮食文化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有学者把茶叶、茶文化作为一种非华北本土起源的文化来看待，探讨这一“外来文化”在华北的流行情况。(2)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北社会对待南方茶文化的态度，以及饮茶风俗在华北地区流行的原因。

一．汉魏六朝时期南方的饮茶风俗

茶树是标准的亚热带植物，具有喜温暖、湿润以及酸性土壤等生态特性，主要分布在我国亚热带、边缘热带区域。根据史书记载，饮茶之风首先出现在长江上游。扬雄《方言》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为?”。(3)汉宣帝时期，王褒《僮约》中，“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4)该地饮茶习俗之所以被关注，顾炎武以为“自秦人取蜀而后有饮茗之事”。(5)战国时期，秦占领巴蜀后，这一地区与华北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该地的饮食习俗逐渐被外人了解，其独特的饮食文化成为华北社会关注的对象。魏晋六朝时期，史书中对南方茶树的记载越来越多。巴地涪陵郡(今重庆涪陵)，“惟出茶、丹、漆、蜜、蜡”。(6)《荆州地记》中记载，“浮陵茶最好。”缪启愉认为，“浮陵”当是音同形似的“涪陵”之误。(7)蜀地广汉郡什邡县(今四川什邡市)，“山出好茶。”(7)犍为郡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南安、武阳皆出名茶”。(7)平夷郡平夷县(今贵州仁怀西南)，“山出茶、蜜。”(7)长江中游也产茶叶，张辑《广雅》中记载，“荆、巴、阆采茶作饼。”(8)《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桐君录》中，“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8)南朝齐刘澄之的《荆州土地记》中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9)在长江下游，山谦之《吴兴记》中，“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10)乌程即浙江湖州一带。可见，整个长江流域到处生长着茶树。茶树是南方的物产资源，该地之人在生产实践中形成饮茶的习惯。《三国志》卷六五《韦曜传》中记载，孙皓每次宴饮之际，均要求参加者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酒量小，“素饮酒不过二升”，孙皓“密赐茶?以当酒”。韦曜本名韦昭，“史为晋讳，改之”，(11)吴郡云阳人，今江苏丹阳人，属于南方本土人士，饮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8)广陵人竞相购买茶叶，说明当地饮茶之风十分盛行。东晋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12)陆纳为吴郡吴县人，今江苏苏州人，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饮茶。不过，在他看来，茶果象征着节俭，以此招待他人，方能显示自己的品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中记载，桓温生性节俭，“每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总之，饮茶是南方社会的风俗习惯，也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两晋时期华北人士的饮茶活动

西晋时期，华北社会并不排斥南方的茶文化。《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江氏传》中，“(江)统迁愍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茶、菜、篮子之属，亏败国体。’”愍怀太子司马?所卖的物品中有茶，说明当时的华北人士是认可茶叶的。《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晋四王起事》中也记载，“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晋惠帝也不反对饮茶。张载，字孟阳，河北安平人，(12)到四川成都游览白菟楼后，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13)他对茶叶持赞赏的态度。左思，山东临淄人，(12)他也不反对饮茶，“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皙。……心为茶?剧，吹嘘对鼎?。”(14)以上这些华北之人对饮茶不抱任何偏见。自永嘉乱后，大量中原人士纷纷来到南方，他们如何对待该地的茶文化?任瞻，“字育长，乐安人”，(15)今山东博兴县人。他过江后，王导率领已经南渡的中原人士给他接风洗尘。“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15)这则材料向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任瞻问所饮的是茶还是茗。所谓茶茗，郭璞指出，“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16)任瞻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他不了解南方的茶叶生产，但是他没有对饮茶表示出任何不满。二是王导和其他早已到达南方的人也饮茶，如果他们以前反对饮茶的话，那么现在也不可能立即接受，即使他们以前有可能不饮茶，但至少不排斥。《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世说新语》中，“晋司徒长史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为山西太原人，(12)他喜欢饮茶，而且以此招待别人，并劝别人多饮。那些士大夫并不是不饮茶，而是担心王?让他们多饮，以致感到害怕。以上这些中原士人，欣然接受南方的饮茶习俗，说明他们不排斥这一饮食习惯。虽然华北之人不反对饮茶，但是饮茶之风在华北社会并不流行，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与时人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茶叶具有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8)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中记载，“饮真茶，令人少眠。”西晋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17)刘琨，中山魏昌人，(12)今河北无极人，他通过饮茶解除身体的烦闷。二是与茶叶的生产有关。这一时期茶树主要以野生为主，人工栽培很少。(18)因此茶的产量不多，商品化程度较低，华北社会所获取的茶叶有限。即使如此，华北社会对南方茶文化并不排斥。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政治现实使得茶叶成为区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