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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路径

2021-4-9 | 政治外交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主题发生了改变。毛泽东和刘少奇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变化,高度重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采取多种方法来寻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对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以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各地仍采取革命时期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深为不满,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极为重视这一严重问题。毛泽东刘少奇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形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首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指出要分清两类不同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因而不能采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他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归结为为一个公式,即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还强调,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在广大人民内部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通过采取这个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从而,提出了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当时人民内部矛盾。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者处理共产党与劳动人民关系的原则,坚持了共产党在群众间进行工作的方法,是对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总结,对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矛盾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为确保各地坚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毛泽东要求各地各部门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情况报告中央。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尽最大可能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刘少奇也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当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状况,解决矛盾就要强调斗争,当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的状况,就要避免采取斗争的方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这就是说,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我们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1962年5月,针对各地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偏离了民主的方法,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刘少奇在同中央政法小组谈活时再次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压服,只能用来处理敌我矛盾。”过去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但主要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讲话指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不正确做法,更有利于在实践中指导政法部门用民主、说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二、纠正对民主的错误认识

 

“匈牙利事件”爆发后,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对民主的错误认识,对“匈牙利事件”所采用的方法表示赞同,主张搞大民主。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极为重视这一情况,对“匈牙利事件”所采取的方法进行严厉批评,反对搞大民主,认为必须对民主加以制约,以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方法上,毛泽东较为重视行政命令的辅助作用,他指出“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行政命令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同时他又指出“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从而,毛泽东纠正了对民主的错误认识,并提出用行政命令制约搞大民主的做法以妥善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则比较重视社会主义法制的方法。针对地方滥用行政命令,人民极为不满的状况,1962年5月,刘少奇同中央政法小组谈话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法制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民主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法制。法制并不是就一定指专政方面的,法制也适用于人民内部,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需要公共章程的约束,我们的政法机关要担负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要把人民教育成共产主义者,不光是靠学校教育,你们是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刘少奇还指出,对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不认识,结果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一样的办法。行政拘留、劳动教养、集训等,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辅助手段。因此,对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不一致的,应该服从法律;各级党委领导违法,政法机关就可以不服从。可见,刘少奇是较为重视法制的辅助作用,主张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克服行政命令的弊端,更妥善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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