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新闻传播
近年来，观看美剧在大学生群体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潮流。美剧《绝望主妇》(以下简称《绝》)自2004年10月开播以来，一度成为美国10年来收视率攀升最快的剧集，并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球130余个国家和地区。该剧以“紫藤街”小区为背景，讲述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故事，将通奸、谋杀、家庭暴力、婚外情、吸毒等在美国非常普遍和尖锐的社会现象一一展示，是美国文化和后现代社会现象的“影像化标本”。“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本地发生作用总是同接受主体创造性的转换有关，经历了“旅行”之后的美剧在中国的流行恰恰带有小众的色彩……通过互联网抵达终端的各色美剧在经过传播途径中层层过滤和各种噪音之后，到观赏者那里其实已经不是美国观众在四大电视网或者卫星电视网中看到的那些东西了。”［1］从这个意义上说，《绝》是探究美剧中传播的性道德观念与大学生群体对美剧的家庭价值观接受情况的绝好样本。那么，美剧的“小众传播”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和转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在大学生在美剧观看体验中，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内部冲突是否会形成个人心理层面的映像?本文尝试进行探究。
1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和“文化接近”(culturalproximity)是跨文化研究常用的2个重要理论。“文化折扣”理论指出“某节目，它根植于一种文化，因而在那种环境里具有吸引力，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吸引力减弱了，因为观众发现很难认同其所论及的事物的风格、价值观念、信仰、制度和行为方式。”［2］“文化接近”理论指出受众会在本国、区域、和国际层面游移。原因主要在于外国节目也具有不同的“文化接近性”。［3］由此可见，文化差异会使媒体受众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诠释外国节目的文本，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从节目中获得各自不同的意义。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法研究受众的跨文化接受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真实自然的收视环境，深入了解异文化产品在受众生活、情感、心理等层面的影响。本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2006级5681名在读本科生为总样本，通过前期访谈和背景问卷调查，挑选了来自汉语言文学、机械制造、法学、英语专业的4名同学和传播学专业的2名同学，作为焦点小组访谈成员，这6名同学均是美剧《绝》的忠实观众。为保证收视环境的真实客观，访谈地点选择了学生宿舍。
“霍尔模式”(HallModel)指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就电视话语的流通而言，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这也是所指的“制码”阶段。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话语和话语规则。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这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对世界的一系列看法，观众面对的不是社会原始事件，而是被加工后的“译本”。由于霍尔(Hall)是以一种理论的理想构型取代了现实接受的复杂度，在无意识中结构化地遗忘了受众的认可或抵抗总是处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本研究除了参考霍尔的解码标准外，将利贝斯(Libes)和凯茨(Katz)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一书中提出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作为本文的第二类解码标准。相比霍尔的解码标准来说，后者考察范围更具体更微观一些，涉及了受众接受中的情感投入、认知投入、文本的意识形态信息、美学信息等多方面的文本与受众间具体的协商互动过程。参照以上2种解码模式，除了考察大学生解读《绝》的整体特征和规律外，受访者的收视背景对个体接触外来文化时心理特征的影响，即对个体解读模式间的差异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属于本文考察的内容。
2大学生对《绝望主妇》的解读与接受现状
2．1大学生解读《绝》的主要特征
笔者将时长为1．5h的访谈录音转述为文字后，将受访者的谈话内容以具有明确阐释意义整句划分，得到176个语言单位，按照霍尔和利贝斯、凯茨的2列标准进行了编码分类，随后又统计了各个解读类型的数量，得出表1和表2。如表1，表2所示，受众对《绝》的文本内容的接受情况如下:被访焦点小组成员的协商式解读的语言数量最多，占整个访谈内容的60?;对抗式解读的语言相对较少，仅占17?。在按照第二类标准进行的分类上，焦点小组成员的解读语言数量最多的类型是“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其中“批评式/意识形态的/热的”这一类型的语言所占比例骤然下降，仅有3?。总体上看，参照式解读的总体数量占访谈内容的49?，批评式解读占访谈内容的51?;热的解读模式占访谈内容的63?，冷的解读模式占访谈内容的37?。
2．2大学生解读《绝》的模式分析
根据小组访谈的解码统计结果，参照式解读和批评式解读几乎各占50?，为了更好地阐述大学生解读《绝》的具体特征，笔者对“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批评式解读/语用的/热的”这2种最具代表性的解读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参考利贝斯和凯茨书中有关各类解码标准的阐释，选取了2个小组成员的文字转录资料，分别代表了2类典型的解读模式，他们分别是四川的小胡和西安的小张。
2．2．1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
其中，小胡的解读是最“热”的，她常充满激情地讲述剧中人物的遭遇，面对不一致观点时，她最轻易以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特点进行积极辩护。如在问及小组成员对4位主妇的态度时，小胡说:“我比较喜欢琳内特(Lynette)，她对婚姻比较忠诚，虽有一次精神出轨，她还是坚决维护自己的婚姻，就是责任感很强……其他人我觉得都还好，就是最喜欢琳内特。”①按照霍尔的解码标准，小胡的解读既有倾向的也有协商的，但她对人物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认可超过了自身的协商式解读，即使是小组成员中有多数人对编剧的意图采取反抗态度时，她也会试图理解，常以“那里面其实……”和“他们的意思是……”来展开话语，很少出现“我”和“我们”的批评的或对抗的意见，并常常将现实生活和虚拟的剧中生活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小胡对《绝》的解读代表了大学生中“参照式解读/严肃的/热”的一类，这类大学生倾向将故事联系现实生活，其观剧的过程是积极认真的，对剧中呈现的价值观基本上予以接受。利贝斯和凯茨在研究《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时，发现参照式解读的参照对象主要分为3类:1)首要的参照对象，即自我与家庭;2)种族群体与国家的指涉对象;3)一般的参照对象—自我疏离的—即抽象的社会学范畴，并把它们称之为“我”、“我们”、“他们”。［5］小胡的主要参照对象是第三类比较抽象的类型，“父母”、“孩子”、“朋友”、“家人”之类的抽象社会角色，成为她评价和解释的参照标准，看似跟故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却暴露出她几乎相信该剧真实价值的态度。此外，小胡表示自己看过的美剧只有《绝》，她对故事情节、叙事类型等戏剧成份很少进行冷静审视，更少提出批评。可见，像小胡这样很少观看美剧的大学生，容易认可剧中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正确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