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

马铃薯的学名是“Solanumtuberosum”，英文名“Potato”，在中国通常又被叫做“洋芋”或“土豆”等。马铃薯虽然曾经是一种洋作物，但经过中国几百年的种植、繁衍与培育，它在中国的种植面积占世界总种植面积的1/4，总产量占到全世界的1/5［1］，可以说如今中国已成为马铃薯第一生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土地上的马铃薯确实已经不再是“洋芋”而是“土豆”———一种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实现了“本土化”的作物。从最初的“舶来品”成长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从简单的农产品进化到程序复杂的工业品、继而演化成为一种产业，从单纯的作物发展出一种文化象征，马铃薯以其在中国土地上独特的发展经历书写着别样的精彩。本文试从实物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马铃薯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梳理，望能有抛砖引玉之用。

一、从“舶来品”到“土特产”

马铃薯属于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全世界共有8个栽培种和150多个野生种，它的起源中心一个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及乌拉圭等地，另一个是中美洲及墨西哥的安第斯山区［2］。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最早食用马铃薯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0000到8000年［3］，而开始栽培马铃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2000年［4］。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为马铃薯从原产地南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辟了路径。1570年前后，马铃薯作为西班牙人归航时的食粮首次被带回西班牙，1590年传入英格兰。此后，马铃薯从西班牙传至欧洲大陆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从英格兰传至苏格兰、威尔士和部分北欧国家，继而传入大英帝国的一些海外殖民地;大约17世纪晚期，马铃薯传入菲律宾、日本、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一些沿海地区;18世纪末，马铃薯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亚的印度等［5］。四百多年后的今天，马铃薯已经成为世界上种植范围分布最广的农作物之一，是仅次于小麦、水稻、玉米的第四大作物。

那么，马铃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仍待考证，但最晚应该在明代晚期，万历年间(1573－1619)，晋陵(武进)蒋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挥史，他所编的《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6］。可见此时马铃薯已传入中国，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考证，马铃薯传入中国的路径大概有三条:荷兰是世界上出产优质马铃薯种的国家之一，在盘踞台湾期间荷兰人将马铃薯带到台湾种植①，后经台湾海峡，传入大陆的广东、福建一带，并向江浙一带传播，在这里马铃薯又被称为荷兰薯［7］。西北路马铃薯由晋商自俄国或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引入中国［8］，并且由于气候适宜，种植面积扩大，“山西种之为田”［9］。南路马铃薯主要由南洋印尼(荷属爪哇)传入广东、广西，在这些地方马铃薯又被称为爪哇薯，后又向云贵川传播，四川《越西厅志》(1906)有“羊芋，出夷地”的记载［10］。

早期马铃薯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其传播区域集中稳定在气候适宜、利于其生长发育和种性保存的高寒山地及冷凉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的山区。四川的方志中有较多关于马铃薯的记载，并尤以山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四川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记载有15条［11］。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以及国际交流的加强，马铃薯在中国开始加速传播扩散。此时它在中国的传播扩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传播区域和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与番薯、玉米的辐射式传播方式不同，马铃薯早期的传播具有按气候分区覆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海拔1200米以上气温较低的适宜气候区，如西南、西北各省高寒地区。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马铃薯栽培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范围内技术交流的增加，马铃薯的传播区域不断扩大。此时方志中记载有关马铃薯栽培的省份增加有:上海、新疆、山西、福建、甘肃、台湾、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12］。到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基本形成四大马铃薯生产区域，即北方一季作区、中原二季作区、南方三季作区、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全国范围内有50多个推广品种［13］。

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方面，整体呈不断扩大趋势。1936年马铃薯在全国种植面积达540万亩以上［14］，1970年上升到5200万亩。根据2007年5月在贵阳市举行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年会公布的信息，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增加了30%，年产量已突破7000万吨，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跃升至世界首位。近5年来，中国马铃薯消费量增长了40%，是世界上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5］。

如今，马铃薯在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有种植，然而就生产地域分布而言，内蒙古、甘肃、云南和贵州等4个省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5%［16］。更有不少地方成为“马铃薯之乡”，比如山东滕州、甘肃定西、宁夏西吉等。虽然各地“马铃薯之乡”的来由不一，但却表明一个事实:马铃薯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作物甚至主要作物，其种植已经颇具规模。马铃薯在中国由“洋芋”变成“土豆”的“本土化”过程还体现在传播中形成的各种俗称和别名上。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就很快融入当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个区域的推广过程中也能产生不少的俗称。康熙二十年(1682年)编成的《畿辅通志》“物产志”记载:“土芋”②，一名土豆③，蒸食之味如番薯”;雍正《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四载“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④;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因系舶来品，祁隽藻在同时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1836年)中还称洋山药;之后还出现山药蛋之名［18］。20世纪初，马铃薯已融入当地的风土，如西北的谚语: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