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叙事策略

一、引言

文学界对于简•奥斯丁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评论向来是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奥斯丁的第一部完全成熟的小说”［1］，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几乎是在直白地说教［2］，甚至有人把它与当时庸俗的畅销书《柯莱布寻妻》相提并论，认为它可能是奥斯丁“为了在当时保守的文风中乘机捞一把而产生的结果”［3］79。批评者多不满把主人公范妮塑造成帕米拉式的人物，认为小说宣扬的是传统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并据此认为作者是道德教育家［4］。本文拟以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理论支撑，结合奥斯丁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地位，探讨作者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女性主义叙事策略来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建构自己的叙事权威，表达叙事立场。

二、《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叙事策略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声音”，在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的批评范畴中均是关键词。在女性主义批评范畴中，它是标志女性社会身份的话语存在;在叙事学中，它表述为“叙述声音”，是构成叙事结构的一个因素，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意义。事实上，男权制社会的话语霸权使得女性的“声音”受到叙述形式的制约。“女性的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个形式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5］117苏珊•S．兰瑟主张在政治化的女性主义批判中加入叙述形式及其研究，并在其《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中以此作为中心议题。这里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指“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文本之外的读者大众”［6］6。《曼斯菲尔德庄园》避免外向的作者权威，叙述者不采取外在的姿态，不用第一人称指称自己，不谈社会性别和文学本身，从而避免了外在的作者权威。相反，作者转向了冷言妙语的直接描写和含蓄揭露，表现出有节制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小说第一句话开篇:“大约三十年前，亨廷登的玛丽亚•沃德小姐仅凭七千英镑的陪嫁，就幸运地赢得了北安普敦郡曼斯菲尔德庄园托马斯•伯特伦爵士的钟情，一跃而成了准男爵夫人，既有漂亮的宅邸，又有大笔的进项，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7］1仅一句话就为文章的社会背景定了基调，让读者看到文本背后的社会现实:对妇女来说，婚姻是命运的主宰;以丰厚的物质、高贵的门第为基础的婚姻是她们的生计乃至终生幸福的保障。在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以玛丽亚•沃德小姐的身价，能攀上这等婚姻进而获得诸多好处，实属幸运之极。一句话达到了讽刺的极致。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不动声色又入木三分。对诺里斯太太，就是伯特伦夫人的姐姐的刻画最吸引人。诺里斯太太自称是个寡言少语的女人，但读者刚阅读第一章，就感受到她的无比喧哗。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不断地从这个女人的大嘴巴用大嗓门喊出来。她同伯特伦夫妇讨论收养范妮的计划，“却毫无意思为抚养这个孩子破费分文。就跑跑腿、卖卖嘴、出出主意而言，她倒是十分乐善好施，谁都比不上她更会支使别人做慷慨大方的事情……她这样迷恋钱财，加上对妹妹没有真正的感情，她充其量只是给这么一笔费用不菲的善举出出主意，做做安排，再多她是决不会干的。不过她毫无自知之明……”［7］5而在谈论伯特伦小姐和拉什沃思先生即将订婚的消息时，她“在逢人便讲的时候，最后总要告诫人家现在还不宜张扬”［7］33。一般而言，叙述者对于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可以有强调故事情节的意义，但这种公开的介入无论多么睿智雄辩，都会使读者对他这种神一般的权威性产生怀疑［8］。然而，奥斯丁却用冷静、客观的含蓄描写，使得读者跟着小说的情节去认识和思考这些人物，而不容易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含蓄的作者型叙述者看上去比外露的作者型叙述者更让人信赖。另外，作者也适当运用了总括式的议论，指涉虚构以外的世界，明确表达意识形态立场。它们对当时的“文化文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权威。比如，第一章作者含蓄地评论:“在这个世界上，阔绰有钱的男人毕竟是少数，正如值得他爱的漂亮女子不多一样。”［7］8又如，在第二十四章，作者高谈兄弟姐妹的情谊胜过婚姻关系。“这种兄妹之情甚至胜过夫妻之爱。……致使兄弟姐妹在一起感到的那种快乐，在夫妻亲朋关系中很难感受到。……骨肉之情有时胜过一切，有时一文不值。”［7］208－209这些格言向读者揭示叙述者作为独立思考者和判断者的在场。小说通篇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模式，舍弃第一人称的自我指涉，只在结尾部分出现了一阵短促的“我”。如:“让别的文人墨客去描写罪恶与不幸吧。我要尽快抛开这样一些令人厌恶的话题，急欲使没有重大过失的每一个人重新过上安生日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往下说了。这时候，不管怎么说，我的范妮还真是过得很快活，这一点我知道，也为此感到高兴……这一次我有意不表明具体日期……”［7］409这里，奥斯丁直接对大众受述者说话，对叙事行为进行明确指涉，突出了有节制的作者权威，表现出虚构世界之外的历史情境。兰瑟指出:“这些作者型的‘我’为小说的最终结局打圆场，或使之个人化，或使之变得不明朗。每次出现的‘我’都有一点宣布无可奈何或拒绝言说下去的味道。这种现象也是对个人身份和原创性的一种置码式的宣扬。每次的‘我’都出现在某种正式的语言结构中，显示作者斩钉截铁的决断态势，也建立了某种与小说人物或读者达成一片的感觉。好像叙述者不自我表现一番就不愿意退出文本。”［3］80不过，总的来说，奥斯丁大多用含蓄委婉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以女性的声音进行了反抗，颠覆了传统的男性话语权力，建立了女性话语的权威。

(二)叙事聚焦

根据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往往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若聚焦者为男性，批评家一般会关注其眼光如何遮掩了性别政治，如何将女性客体化或加以扭曲。若聚焦者为女性，批评家则往往着眼于其观察过程如何体现女性经验和重申女性主体意识，或如何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6］8。《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表面情节是两个乡村绅士家庭之间的感情纠葛。一家是托马斯•伯特伦爵士及其妻子，以及他们的子女汤姆、埃德蒙、玛丽亚、朱丽亚，还有他们的外甥女范妮•普赖斯。范妮是作者宠爱的人物，而且故事是通过她的眼光来筛选组织的。范妮不仅是个不名一文的外甥女，也是个性格温和的被监护人和养女。尽管在“故事”层次，女主人公是个顺从乖巧、逆来顺受的道德典范，并依靠美德最终成为爱德华的妻子、庄园的主人。但“话语”层次，却体现了范妮在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体验，起到了颠覆传统权力关系的作用。范妮这个外来人，作为小说的“聚焦人物”，作为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超然的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使她成为作者的便利代表。作为叙述视角，范妮的眼光与读者的合二为一。叙述者和读者都通过范妮这一“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读者通过范妮的眼光观察整个故事中的人物，如:多嘴多舌、小题大做、俗不可耐的诺里斯太太，不动声色、严肃刻板的托马斯爵士，怠惰、懒散的伯特伦夫人，浮华势利的克劳福德兄妹，真诚正直的爱德华，漂亮但浮躁的伯特伦姐妹。透过表面文本，读者也从更深层次的文本中看出了19世纪初英国社会现实:男人只要有巨额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女人获得舒适的生活保障的唯一途径就是婚姻，她们要随时准备答应任何一个有钱男人的求婚，要永远耐心地等待男人的救赎。范妮从被观察的客体转变为观察的主体，她的眼光控制着叙事的进程。作为庄园园主的养女，她的语言表达受到了各种礼仪规矩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范妮以女性视觉来观察周遭并对他人的眼光进行阐释。这种非语言方式成为范妮另一种交流手段，从而颠覆了权力位置。范妮的内聚焦视点，保证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从而在叙事文本内树立了女性叙事权威。这样的策略是对当时流行的男权叙事传统的颠覆，这是文本外的奥斯丁难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