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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与文学综述

2021-4-9 | 当代文学论文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研究易学与文学关系的成果非常丰富,同时出现了梳理、反思这些成果的综述若干篇,如张善文的《〈周易〉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综述》[1]144-157和黄黎星的《观其会通、探其精微———关于〈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种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选择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后者则是围绕作家的作品、批评及文学思想而展开微观的个案研究。其次,理论基础不同。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论基础则是作家阐释易学的相关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从《周易》出发,寻找其对于文学影响的痕迹;后者则是将作家本人的易学著作与其文学著作看成一种平行类比的关系,分析二者之间一致的趋势以及相互关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易学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观、言象意、阴阳辩证、通变、美学思想等是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一)文道观

 

《周易》在六经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经的文学观之下,讨论文学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难离开《周易》。《文心雕龙•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响。祖保泉的《〈文心雕龙•原道〉臆札》认为,刘勰在《周易》的基础上建立了文道观,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从理论体系的建立到语词运用,都受到《周易》的影响。[3]王运熙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思想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都认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响范式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运用统计方法定量测定《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周易》对《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体影响《原道篇》,周勋初的《〈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认为《原道篇》的道,与《易》中的道涵义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7]

 

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是经学古文学派,周勋初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勰受到汉易与王弼易学的双重影响,其“文”、“道”关系论也受到易学两大流派的影响。黄高宪的《〈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则认为:《原道》与《周易》的“道”相同之处在于:《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的影响,包括《易传》的“观物取象”说、“八卦生成”说、“三才”说、“乾坤,《易》之门户”说等。[8]王少良的《〈易传〉及魏晋玄学的文艺本原论》认为除了《文心雕龙》之外,《易传》还对其他的文学本源论产生影响,他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文道观是在《易传》及魏晋玄学的启发下而获得的周密阐述。[9]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一书中认为《周易》之道是文学起源论与本质观的最重要的思维原点,[10]他还在《〈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刘熙载〈艺概〉中的援〈易〉立说》二文中对欧阳修、刘熙载的文道观从易学的角度做了解读,[11-12]他认为欧阳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来源于《大畜》卦。[11]范中胜的《〈周易〉与欧阳修的文道观》则在黄黎星文章的基础上,更全面地讨论了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认为《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大畜》卦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贲卦》的文质关系论是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经过王弼《周易略例》的进一步阐释,对意象理论、典型理论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1.意象

 

易象与意象本自相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胡雪岗在《试论“意象”》中说:“‘意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则认为中国古代艺术表达的途径是用语言来创造象,而这种重“象”与“易象传统”有很大关系。[15]王振复也说:“中华意象美学智慧的源头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响意象?敏泽的《中国古典意象论》认为《周易•系辞》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可由“象”来表达,就是说,“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现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关系有两个影响:一是由小见大,由具体表现一般的原则;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诗的比兴。党圣元在《谈“易象”》、《象•实象•假象》等文中认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说、“言”“意”关系说对文学形象理论产生影响,他认为易象有“形象”与“象征”两个特点。他说:“当我们把易象的这些特点与诗歌的‘比兴’……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我国古代形象理论“溯其源头,实始于‘易象’及《易传》之‘取象’。”[18-19]吴廷玉在《易象与意象》中探讨了从易象到意象的三个阶段:(1)由《系辞》发端,后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所讨论的象、言、意的关系,为审美意象说的建立奠定哲学基础。(2)《系辞》“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创作经验总结,以及司马迁沟通《诗》、《骚》与《易》的批评实践,揭示出意象营构的规律与模式。(3)王充、刘勰对易象之象所做的语义转换,“意象”这一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便最终生成。[20]贺天忠在《“意象”说: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中认为意象说的理论经历两次大的理论建构和三次自身的理论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说,构成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王弼的言、象、意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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