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视域下的底层形象

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成为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由于他关注现实，与当下生活的紧密联系，受到作家、读者乃至评论家的欢迎。特别是2004年以来，随着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的面世，关于底层的创作与研讨更是让“底层文学”的概念大放光芒。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家竞相涌现，有罗伟章、陈应松、尤凤伟、刘庆邦、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贾平凹、迟子建等也将笔触伸向底层。由于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1］(P47)所以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被他者言说。因此在作家的代言、媒体的宣扬与底层读者期待视野中出现了不同的底层形象。

一、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人物叙事

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人物大都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作家似乎带有“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认为凡是底层就必然生活贫困、缺少欢乐、还经常遭遇难以预料的不幸。在作品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来刻意书写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为了让命运坎坷多舛的人物最终走上毁灭道路，不惜采用叠加式的方法叙述苦难，将种种意想不到的不幸与灾难降临到作品主人公身上，甚至采用极端化的充满血腥味的场面来渲染苦难的强度。［2］(P28)荆永鸣的《北京的候鸟》中，到北京谋生的“来泰”，充满希望的以为在首都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他拉三轮车却被保安无辜殴打。《我们的路》中春妹的被骗、贺兵的死、工钱被扣、工人为了工钱向老板下跪。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红梅身上的各种极端不幸却令人深思。父亲为了在火灾中抢救工厂的财产而被烧伤致死，婆婆又瘫痪在床，自己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计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所有这些好像都是为了将她逼到绝境，使她在无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

《那儿》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早的死掉、自己下岗后也卖过早餐试图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儿患病住院需要大量的钱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可以说作者总是唯恐底层人物苦难不足，将大量的不幸予以堆积来凸显人物的悲惨命运。在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为了加强苦难的震撼力，作家采用夸张而又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一些充满血腥恐怖气息的场面。《马嘶岭血案》一位穷困的农民和“我”仅仅为了二十元钱杀掉了勘察队所有的人，最后杀红眼的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九财叔连杀七人的场面，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将其叙述的惊心动魄、鲜血四溅，充满暴力色彩。九财叔与勘察队之间的矛盾是被夸大了的城乡冲突的体现，是人与人之间因隔阂而不能沟通的结果。《太平狗》中程大种与他的太平狗来到城市时，狗被驱逐、人被排斥。他为了证明狗没有狂犬病，将自己的手指伸进狗嘴里，紧挤狗的牙齿让它咬破自己的手。当狗嘴里流出人血时，他高兴的告诉周围人狗时健康的，没有狂犬病。他以自我的折磨换的别人对他和狗的暂时宽容。城乡处于二元对立之中，农民在面对城市时自我内心总有一种自卑感，他们为了生存、有时甚至不惜采用自我折磨的方式来换得城里人认可。

底层人物一直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城市是他们想象中的乐土。他们千方百计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寻找命运转变的奇迹。尽管他们都曾经努力过，可作品中的他们总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在苦难中一步步走向了堕落。作者在描写底层女性时将她们首先放在一个很贫困的环境中，而且为了生活、或是为了自己的某位患病亲人在极度需要钱的情况下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这种堕落成为她们没有办法的选择，以此来换得人们(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同情与理解。邵丽的《明慧的圣诞》中明惠看到从城里回来的桃子赚了钱受到村民的羡慕，来到城市便直奔洗浴中心做了最能赚钱的按摩女。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身体被老板占用的过程中心理没有任何的不愿和悔恨，她似乎因能找到这样的“靠山”、能拿身体赚钱而感到欣慰。《家园何处》中何香停进城后先是在张继的引诱下失身，接着又被转给别人玩弄，最后她也自觉地走上了卖身的路。杜秀兰刚刚做了家庭保姆照顾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太时感到工作不错，很快却成了宝良、贝良兄弟的情妇，继而被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去做(《女佣》)。还有像尤风伟《泥鳅》中的陶凤、寇兰，这些如花的生命都走上歧途。“当代小说似乎离开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层的艰难与困境”，“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层艰难的苦果，倒像是一颗让人难以咂摸的怪味豆”。［3］(P35)作品中的底层女子在穷困与无奈中只有堕落到靠出卖肉体来谋生，这成为她们唯一的出路。她们大都是柔弱善良的，在生活重压下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她们的转变过程应该充满矛盾与冲突，可作品没有写出她们的内心煎熬，没有心理的不安与自责。似乎金钱的获得就可弥补她们的损失，钱成为她们放弃人格和尊严的理由。作品中过多的性话语与性描写的存在使底层文学在如何正确地塑造女性形象成为一个亟需重新审视的问题。

底层叙事中的女性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沦为按摩女、二奶的现象在底层文学中屡见不鲜。而男性农民工堕落的抒写则大多由穷苦走向愤怒，因愤怒而导致一种失去理性的报复。尤风伟的《泥鳅》中，蔡毅江本是一个来城市在一家搬运公司打工的善良本分的农民，在一次为别人搬家的过程中在卡车上出了意外，伤了他的命根子，老板跑了，没人对这次事故负责，他去看病却受到医生的侮辱。身体受伤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得不到补偿，身体功能的失衡也使他的性格扭曲逐渐发展为心理变态。由虐待妻子到对社会的以暴抗恶，最后成为当地黑势力团伙的头目为别人充当“保护伞”而走上了不归路。王祥夫的《一丝不挂》中的“阿拉伯兄弟”在被老板欺骗后愤怒之中抢劫了老板，并剥光了他身上的衣服才让他回家去。在底层文学作品中作者为处于苦难中的底层没有安排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着力刻画了这些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行为。将底层置于绝对的二元对立处境中使他们的抗争走向极端，最后滑向堕落的深渊而自我毁灭。底层生活中不可否认总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可这一幕幕苦难使他们的生活永远处于绝境，没有希望。作家这种追求快意的放纵式苦难书写，将苦难的细节夸大，必然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扭曲。面对作品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底层究竟是怎样的?甚至我们会怀疑作家这种迷恋苦难的背后有无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