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学理论论文
在广大中国人民的焦虑和探索中，启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场，在缺乏长久的铺垫和积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长远的坎坷曲折的印迹。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启蒙的遭遇启示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与坚定的“生命回归”的守望，以澄清启蒙的源头及其指向。当真正廓清了启蒙的内涵与指向，诸如有关启蒙阐释过程中概念的偷换、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等等问题都会得到清晰的揭示，对于启蒙自然会得到更透彻和准确的审视与把握。
如果说启蒙存在一个终极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鲁迅是真正领悟了启蒙实质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从实现“自我启蒙”看见自身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回归。鲁迅以他的文学印证了文学与启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鲁迅的文学也以它的丰富和特别，超出了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镌刻的是他不无悲痛的守望与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们民族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启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模式中，对启蒙的正本清源，及其与文学关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价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体验的鲁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鲁迅的文字，无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据康德的阐释，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P1)，即唤醒自我对自身蒙昧的自觉，从而走向“成熟状态”。换句话说，启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对照之下，启蒙在中国的被解释被传达都与此有很大的差别。在惯性的思维逻辑下，启蒙一般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识传输和指导启发，这仍是落于封建统治思维模式的窠臼。
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不断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的生命自觉状态，是始终保持对固有思维模式的反思，从而维护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是一种回归:重新获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状态和思维视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笼，还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构的历史。所以说启蒙不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分人，不是从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识对民间意识，不是精英意识对大众意识;也不是针对某个历史阶段，或是某个特殊的群体……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1］(P3)
启蒙不是要传输某种知识、某种主义，传播某种理论，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谓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启蒙主体、人民大众作为启蒙对象等等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对启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识深层仍是对人类整体做出区别对待的固守。众多的限定性术语，如审美启蒙、革命启蒙、阶级启蒙、政治启蒙、民族启蒙、个人启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启蒙本身变得模糊，逐渐偏离了启蒙的根本性内涵，拆解了对启蒙的整体性把握、在特定领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误解或是遮蔽，始终不能脱离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很有可能导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启蒙的对立面。启蒙需要个体生命，突破内化为无意识的思维结构和范畴界定，以避免启蒙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障碍面前搁浅。真正的启蒙只有一个，而且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二
在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启蒙已经成为鲁迅及其文学的重要标签。然而对鲁迅及其文学与“启蒙主义”之间做一个直接的概括和界定，无疑会忽略或遮蔽其中许多丰富曲折的意蕴，这其中仍有许多情感、思想与矛盾需要去做细致的挖掘和思索。
虽有“无可措手”的寂寞与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2］(P417)，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重大思想转折，对于“启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他从这一刻起开始了“启蒙自我”、照亮自我的历程。鲁迅深入到了启蒙精神的内核，坚守了与康德相通的启蒙视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作为中国启蒙树起的旗帜，它们的历史有限性和现实局限性，对生命及文化都有异常清醒透视的鲁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质疑与反思。对于知识分子也没有因为同情而减弱对他们的批判，同时对自身坚持了惨烈的自剖与反省。
“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P31)不难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国民性改造，在鲁迅的思维里是内向性的追问与指向。鲁迅所谓的改造国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状态，是在“自我启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归之旅。“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4］(P7)这即是鲁迅为启蒙呐喊、提倡改造国民性的源发点。也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鲁迅发出这样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5］(P125)。从个体生命到整体的人类群体，鲁迅始终给予现世最本真的观照。
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在出现于《呐喊•自序》之前，鲁迅已经沉默了十年。在“看见了自己之后”，沉潜于自己内心的悲观和虚无之中。面对启蒙理想的窘境，“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P419)。“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2］(P415)纵然鲁迅内心有怎样凄惶的生命感触，有怎样曲折的矛盾与挣扎，有怎样苦痛的怀疑与反思，启蒙的梦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期望与憧憬，所以鲁迅始终坚持“立人”的主张，“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2］(P419)。鲁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为和遭遇，自始至终捍卫了启蒙的精神实质和个体生命自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