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翼小说的爱与痛

七十年代出生的吕翼，是近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彝族青年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

吕翼的故乡是地处滇东北的云南昭通，这里因为所处地理位置偏远，属于云南比较贫困的地区。但是，历史上昭通却又是中原入滇的重要通道，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块土地上崛起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吕翼属于这个群体的后起之秀，已经体现出比较强的创作实力，正在成为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底层写作和苦难的呈现。

不是作家们有意要以苦难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人生。作家不过是以自己的良知在对人生进行文学的拷问与探寻。吕翼的小说主要关注点是乡村底层的现实生存，在表现苦难人生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这一层面人物的爱与痛。走进吕翼的小说，同样可以感受到作家的心灵在苦难面前的挣扎与沉浮，同时他也在努力寻找着光明的方向。

一

底层写作在中国文坛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关于它的概念、范畴等等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但是，面对底层生活的文学创作实践，又以不可抵挡的态势提供了风格各异的文本，它们考量着评论的视野与境界。所以一提到“底层写作”，总是和“问题”“困惑”“争议”这些词语相关联。评论家孟繁华清醒地意识到:“在‘整体性’已经破碎，多元性已经建构了新的文学格局的时候，妄论统一的‘文学本色’是试图建立新的‘整体性’，但要实现这样的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既不是今天文学的现实，也不是文学未来发展需要的路线图。”①应该说，所谓“底层写作”是一部分作家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尤其是农村的复杂现实作出的文学选择。既是作家情感的要求，也是作家良知和理性的自觉选择。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作家和评论家都在努力探索着关于“底层”的写作方向。2006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曾经举办了一场“底层与文学”研讨会②，会上作家和评论家们各抒己见，虽然未能形成统一的定论，但却从不同方向拓展了“底层写作”的维度。当评论家们在为概念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曾经做过矿工的北京作家刘庆邦在研讨会上发言说到自己的创作时，称自己是“不自觉中就进入了写底层”。这是作家的人生阅历中积淀下的底层情怀在起作用。生活在边远的云南边地乡村，同样身为农民之子的青年作家吕翼，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后，也是以“不自觉”的方式选择了他最熟悉、最有痛感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小说中底层叙事的主要内容。

虽然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议比较多，但似乎很多评论家都认同一点，即所谓底层，应该看到小人物和贫困、苦难的不可分割。小人物，意味着远离权力，远离中心，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乡村的小人物，更是和贫穷、落后的生存环境密切相联。社会发展进步的浪潮，很难波及到一些地处偏远的乡村。那里生息的小人物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经历着难以想象的贫困。出生于乡村的吕翼，在成长中经历过贫穷与苦难，也经历过对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他曾经非常渴望逃离乡土融入城市。但在城市的喧哗声中，他又发现乡土才是灵魂的依托之所，天然地拒绝欲望城市对灵魂的“异化”和“压抑”。就像很多“寻根”作家所经历过的那样，“虽身处闹市却魂系乡村”，成了吕翼进入小说写作的最初动因。血液中天然积淀下的“底层情结”，使在他获得文学表达的话语权后，自然地把目光投注到那些无法逃离乡土的小人物身上，关注他们的生存与挣扎。吕翼的小说也经历了由“不自觉”地关注底层，到“自觉”表现底层生存的过程。某些作家对乡土的回归，是“用温馨诗意作基调，构筑一个个高山流水般的理想世界”，以此来建构自己心目中的乡土世界。而吕翼的小说则不同，他更关注农民的精神困境和现实的苦难境遇，为他们还生活在贫困中而备受煎熬。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有爱才会有痛。

吕翼笔下的乡村小人物，和他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他们是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是他文学写作道路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才会那么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他的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名叫杨树村的村庄，聚集了一批“留守”的乡村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些卑微的小人物，卑琐而生动地活着:配种人王矮三、独眼赵四、姜寡妇、罗二嫂，所谓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而杨树村是一个“周围都是山”，封闭、落后的偏远乡村。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生命的形态变得单纯而又驳杂，他们为基本的生存而忙碌，却又不忘记互相斗嘴、调情，苦中作乐，把日子过得滋味齐全。

在《雨水里的行程》、《方向盘》、《别惊飞了鸟》、《你的爹，我的儿》、《树叶风尘》、《果农》等小说中，吕翼延续了杨树村这个村名，在几篇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中，也让杨树村的人物继续出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关于“杨树村”的系列小说，对乌蒙山乡底层民众的生存有了比较集中的展示。读者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乡村现实生存状态的一个侧面。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杨树村和外面那个日益变化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距离。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这里都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现象。尤其在小说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物身上，这种滞后更加突出。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外面的文明进步的现实之间还远远不能“同步”。在《你的爹，我的儿》这个中篇小说中，杨树村的运转体现出一套自己独特的“秩序”，村主任老转对王矮三说的一番话透露了这套秩序的秘密:“我们有政策，可以让你成为富有的人，也可以让你一辈子穷下去。”村妇小桃红对村主任老转的几句抱怨则一下子就点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你一纸责任状，就把责任落实下来。每年村里发生什么坏事，都跟你没有关系。……要不是你那责任状，将责任落实在每一家每一户，你早就当不了村主任的。”在一个偏远落后的乡村，社会秩序的运转似乎跌入了一个怪圈。一个小小的村主任成了权力的至高代表，他手上的公章、红头文件便可以把村民的一切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甚至可以说出“你的羊在我的文件里”这样的话。而村民在权力面前却只有以卑微的姿态，才能得到些许的利益。于是代表着这套秩序的公章的丢失，也就成了杨树村的一件大事，老转甚至以找不到公章，要“剁”掉全村人的手指来威胁人。虽然村民在权力面前也可用放肆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但是也就仅仅限于语言为止，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反抗。“逆来顺受”已经成为一些底层民众血液中不可更改的符号。所以小说的最后一节，吕翼让矮三和赵四两个小人物走在村庄的暗夜里，踩着满地污秽，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冷与黑”。两人拉着手互相取暖，呼喊着那个偷走公章的能人阳庚的名字，一个喊他爹，一个喊他儿，以此宣泄内心的愤懑与无奈，也传达了一种虚无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