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古代文学论文
自1833年近代中文报刊在中国境内出现始，报刊逐渐发展为近现代文学的主要载体、媒介和文本，近代报刊的出现加速了古典文学的变革。正如研究者所言:“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存在就是现代传媒的发生与存在，没有现代报纸期刊就没有现代的文学，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1］可见，报刊是晚清文学转型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视角。张天星博士的学术专著《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以下简称《发生》)一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课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51072)，已由凤凰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于2011年7月初版。该书54．8万字，以近代中文报刊为视角，研究晚清文学在报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现代变革，全书由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编组成，是一部全面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内外关系的厚重力作。品读该书，笔者觉得其显著特色有如下四个方面:
1．体系宏大、内容丰富
中国文学发展至晚清，从传播媒介上看，与古典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晚清文学传播开始有了近代报刊的参入。多年以前，陈平原先生曾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2］回顾过去，准确地说，重视近代报刊在中国文学演变中的作用、关注报刊与近代现文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于今，确如陈先生所言，报刊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不但众多的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安身立命于此，而且仍有大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正选题于此，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相关研究论著也洋洋大观，报刊与近代现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向纵深发展。当前，这门“显学”已经走过了十余个春秋，无须讳言的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即从一种或数种报刊、一种文体、一个或几个作家或一种理论介入展开研究。正如《发生》著者总结的那样“总体说来，现有成果对晚清报刊与文学现代化的研究还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涉及、个案分析的方式展开。”［3］因此，研究界需要一部较宏观、多角度、多层次的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一者反映十余年这门“显学”的研究现状;二者用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深化该项研究;再者，研究之余指明该项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拜阅《发生》一过，认为该书此三者兼备，是截止目前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最全面的学术著作。
《发生》全书分为三编，上编“文学制度”四章，考察报刊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的作用;中编“文学创作”五章，探讨报刊在推动主要文体创作变革中的具体体现;下编“文学批评”三章，考察报刊在晚清文学批评的近现代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全书紧紧围绕报刊在推动晚清文学向近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主要特征展开，体系宏大，为截止目前在关于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所仅见。《发生》著者在《导言》中总结说:“目前学界尚未出现将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作整体研究的专著”、“本书的第一个意义期望能对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化的关系作较全面的研究。”［3］10而《发生》著者这种宏阔的体系布局反映其试图填补该学术空白、将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作较全面研究的努力。
在较宏阔的体系下，《发生》著者对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关系作了广泛的考察、研究内容丰富。例如，在考察文学制度时，著者将投稿制度、文学广告、新闻稿酬、版权制度、派报处、阅报社、读者来信等用专节予以探讨，较全面揭示了近代报刊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的作用。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投稿制度、新闻稿酬、派报处、阅报社、读者来信等都是以往近代文学研究少有涉及者。再如，以往近代报载文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和诗歌上，《发生》专章探讨的报载文体有寓言、小说、诗歌、散文等，采取人详我略、人略我详的研究态度覆盖了晚清报载的主要文体，梳理了报刊如何推动这些文体的近现代化。复次，近代报刊既是晚清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在晚清文学批评转型的研究上，目前还缺少报刊媒介的视角。《发生》下编在此方面亦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如考察的对象有专题论文、文学广告、文艺报道、编者按语、新书(刊)绍介、小说话、剧评、诗话、小说戏曲评点等，阐述了报刊在改造旧的文学批评形式和发展新的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具体作用。
《发生》是一部关于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关系的整体研究，而整体研究很易流于大而无当之弊，但《发生》则不然。宏观体系、开阔视野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研究布局一直贯穿全书，做到了如著者所言“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相结合，以个案专题为主，其中亦作宏观勾勒补充。”［3］16例如，晚清报载小说是晚清文学在报刊作用下演变特征最突出的文体，“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4］而且，关于晚清报载小说的转型研究，像陈平原、袁进、方晓红等学者早已言之綦详，似乎很难推进，但是作为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整体研究，报刊与晚清小说近现代变革当然不宜付之阙如。《发生》著者巧妙地选择了三个个案来说明报人、报刊与晚清小说变革的关系，这三个个案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关于汪康年出版林译《茶花女》的经过，已有学者研究过，但尚未涉及该刊本在近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发生》著者根据报载等资料细致地钩沉了汪康年铅印传播林译《茶花女》对林译《茶花女》传播及对林纾个人的影响，得出“汪康年铅印并传播林译《茶花女》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进程。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的案例充分说明非小说家的报人亦是推动晚清小说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的结论［3］356。《新闻舆论与谴责小说的兴起》一节细致地探讨了晚清新闻舆论的发展与谴责小说的关系，在常见关于谴责小说兴起四种原因之外，提出新闻舆论是谴责小说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时评与短篇小说的现代化———以1904年至1908年＜时报＞为例》，深入研究了时报馆的时评写作与清末短篇小说发生新变的关系，视点特别。可见，尽管目前关于报刊与晚清小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发生》著者并未退避三舍或综述前人，三个个案对报刊与晚清小说关系研究皆有所裨益。这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的思路和匠心正是这部体系宏大、内容丰富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