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批评主体的迷失及重构

随着“底层写作”由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由一种异质批评转变为一种主流阐释，以及它来自于社会学范畴的这一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和庞杂性，致使在讨论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话语聒噪、鱼龙混杂的局面，从而遮蔽了一些真正问题的存在。为此，有必要对“底层文学”批评作一整体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去发现其内在话语的困扰和精神迷失，最终维护和推动“底层文学”及其批评的再深入和再发展。

一阐释话语的无序

其实，对“底层”的关注并非始于当下，1990年代末诗人廖亦武就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蔡翔1995年发表的散文《底层》更被批评家认为是较早在当下意义上使用“底层”概念的。但是“底层叙事”能被视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界“最为活跃的一个话题”却与两个事件相关:一是《天涯》杂志2004年开设“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二是曹征路反映当下工人阶级命运的小说《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的发表。这两个文学事件揭开了新世纪“底层”问题讨论的序幕，“底层”概念由此进入批评领域并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然而，由于底层创作和本身概念的庞杂性和暧昧性，批评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一方面，批评者直指底层文学创作中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的缺陷。认为跟风式的写底层、写苦难具有了新的“题材决定论”倾向，底层文学的艺术性是粗糙的，情节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有批评家据此出发，认为其归根结底为创作主体立场的空虚和价值判断的缺失，是他们造成了“无根的苦难”。曹文轩、南帆等人则更进一步指责底层文学在情感表达上存在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是学院黑话症、抢夺知识话语权和理论自娱症的体现;另一方面，李云雷、刘继明、旷新年、曹征路等人则极力为底层文学进行辩护，认为底层文学具有“新左翼”文学的性质，体现了新世纪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体现了文学政治诗学的重建。他们认为与阶级、阶层等左翼文化话语挂钩的“底层文学”存在重振文学的抗议性、战斗性精神。另外，在这些新左翼文学倡导者自我期许甚高的表述中，他们还或隐或显地引用了80年代初的文学策略和术语，如称底层文学是新的“先锋”，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建立。①

基于以上两种价值立场的差异，最终导致在“底层文学”论争中出现话语混杂、理论庞杂的局面，并常常纠缠于“底层如何表述”、“底层是什么”等一些无边际的问题上，给当下现实批评语境造成了种种困扰。具体表现在:其一，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纯洁化的底层。有批评家把“底层”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沉默批评对象，是一个等着被研究的对象个体，而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去看待其作为阶层具有的不稳定性，看待它内在个体随时可能向其他阶层转化的特征。有人则提出，许多“底层”的“自主性”话语中有着“太多被多年的压迫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认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上却在表述统治阶级的思想”②。但问题是———世界上真的存在自我本真的“元表述”吗?人的思想难道真的可以不受任何社会信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纯洁”地存在和发声吗?这里暗含有将底层纯洁化的倾向。但绝对“纯洁”的思想只是一种虚无，是不存在的。其二，底层可不可以表述的问题。一些批评家指出，只有“底层”才具有资格去判断“底层叙述”是不是“真正地”呈现了他们的生活。但“底层”自我的表述就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体现吗?内部思想与外在表达的鸿沟却让他们自己也不禁怀疑起来:“我们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的真正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③于是，即使“底层”具备了自我表述的能力之后，“但是不仅他们对知识者的表述的判断可疑，而且他们的自我表述是否是真实的底层经验而非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觉同样可疑”④。至此，讨论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即如果底层不能自我表述，那么“被代言”的就不是真正底层的声音，但如果底层可以自我表述之后，其又不再从属于“底层”，也就不能代表底层了。如此，“底层”将陷入一个无法表述的困境。其三，何为真正的底层?有人认为，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被知识者叙述出来的‘底层’，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⑤。于是，所有一切有关“表述”的讨论都最终导向了“底层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有的批评家则为此提出要剔除“底层”自身的杂质，剩下的就是底层真正的思想了。但对底层的思想真的可以像剔除骨头上的肉，轻而易举地进行一刀切?如此，讨论又走进了一个无边概念和理论陷阱的怪圈。

二批评主体的迷失

文学批评的成就与局限取决于批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参与，“批评”将不能成为批评。但问题的存在主要在于批评家的主体性复归和张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可视为是合理的?自上世纪90年代起，文学批评就在大众话语的巨大喧嚣声中走向没落甚至失语。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何以近年来对“底层文学”的论争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命名仪式、口号和旗帜。因为在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和讨论背后，多少隐藏着参与者乘机贩卖自己理论、炒作自己声音的企图。于是，总观对底层文学的命名，其中所谓“国民性”、“人民性”、“左翼性”或“新国民性”、“新人民性”、“新左翼”是最常见的，这种“国民性”、“人民性”、“左翼性”的命名，抑或在其前缀加以“新”字以示区别，笔者认为，其命名的方式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他们都是通过重返历史语境去“挖掘”底层文学的存在依据与价值立场，是缺乏对“底层文学”当下性的特征概括和概念建构的，其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缺失，恰好证明了当前文学批评主体性精神存在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