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思潮的兴起

一“、底层文学”的新与旧

1“、底层写作”的历史进程

一说到“底层”，浮现在人们脑海的就是那些挣扎在城市最底层、生活拮据的市井小民，或是风餐露宿、操着各地口音叫卖的流动小商贩，再或是漂泊不定、靠出卖体力艰难为生的农民工等等。在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底层人”以及“底层事“的描写，比比皆是。创作者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是体现出了对“底层”的人文关怀。从古到今，以“底层”为主角的文学创作也是成果颇丰。最早的《诗经》就有不少关于描写农民艰苦生活的篇章；“诗圣”杜甫，更有“三吏”“、三别”传世；鲁迅的《一件小事》叙述了一个黄包车夫的“小事”；夏衍的代表作《包身工》中所记录的受到压迫剥削的劳工;老舍的在中篇小说《月牙儿》中，描写了生活所迫成为暗娼的女孩月牙儿......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格局逐渐形成，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关于描写处于“交叉地带”的新时期农民以及进城务工、城市下岗失业者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贾平凹的《高兴》、《金狗》，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这些作品，在广义上也可视为新时期“底层”文学创作的代表。无论是古代诗词里的流离失所的百姓，20世纪20、30年代新旧变革时期的劳苦大众，还是新时期小说中处于交叉点的“转型农民”，不同时代背景下，孕育着不同的文学流派产生，但对于“底层”的关注，却仍然是创作者们乐此不疲的追求。因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底层文学”并非是新时期、甚至新世纪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而是古已有之的。从这一层面上说,“底层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多样的文化发展进程。

2、新时期“底层”的出现

以上所提到的文学作品中，包含有农民、车夫、包身工、妓女、农民工等等各色人物形象，我们都将其囊括在了“底层”这个范畴内。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人物形象很早就有涉及，但“底层”一词的使用，却仍是一个新的发展。构成“底层”词义的“源”在“阶层”。阶层，在词典中有两种解释:1指在同一个阶级中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如农民阶级分成贫农、中农等；2指由不同阶级出身，因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如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1]查特吉在《关注底层》中提出：“一九八二年，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现在所熟知的‘底层史观’即来源于此。”[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底层文学”中，“阶层”的定义应该以第二种解释更为恰当，即：由不同阶级出身，因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在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也明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他们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贫困阶层”。[3]从上述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底层”是新时期才出现的名词，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群体。因而“，底层文学”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时期特有的，具有极强时代感、现代性的文学类型，它是新时期兴起的文学。甚至仅仅通过作品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我们也能够直观地了解到“底层文学”的兴起之势。

二、新世纪文坛的“生力军”

1、视角下移

底层叙事，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对底层生活进行关注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孟繁华将其称为“关注底层生活的文学潮流”，它是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热点，又称底层写作。在新世纪的文坛，底层叙事俨然成为了一颗“文学新星”，有学者认为文学从新现实主义到新写实，是文学视角的一次下移，而从新写实再到新世纪的底层叙事，被看作是文学视角的再次下移。而“底层叙事”作为文学视角第二次下移，产生于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见成效之际。在思想方面，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转型”：在90年代以前，人们更多的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了理想主义。而90年代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我”转变为关注社会“小我”的生存状况。一系列针对底层问题提出和实施的政策，正是国家和社会视角下移、重心调整的有力表现。作为紧贴社会和政治的文化生活，自然也及时、极力地将底层作为新时期、新世纪热点，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从90年代电视剧《外来妹》的播出开始，引起社会轰动，关于底层生活也有了更深了解，到后来《民工》、《春草》等剧在央视的热播，持续成为焦点。近年来春晚节目，总少不了关于农民、农民工题材的小品、歌舞，尤其是2011年一首《春天里》更是唱出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心声。在文学作品中，“底层叙事”更是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强大劲头。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知识分子作家，专门创作底层文学作品：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以描写下岗工人为主的曹征路、叙述农民工生活的罗伟章等等。还有一些作家本身就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曾经或是正在从事着最肮脏、最艰苦的工作。“底层叙事”鲜明地以底层为写作对象，一方面是对其现实悲惨境遇的揭示，另一方面又是对社会丑陋的批判，同时，与第一次文学视角的下移相比，更蕴含着创作者的人道主义和强烈责任感，使其作品赋有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