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尽头的戏仿手法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深处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国际上，侵朝和侵印度支那战争，使美军伤亡惨重，并遭遇严重财政危机；西欧、日本等国经济赶超美国，加上在美苏争霸中接连失利，使得美国经济霸权大为削弱；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争风起云涌，制约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侵略和扩张。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经济危机导致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劳动人民极度贫困；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日益加剧，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此起彼伏，抗议、暴乱、枪杀等事件层出不穷，美国社会一片混乱。这一切使得美国资产阶级深感人生处处碰壁的苦涩滋味，更使大多数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面对危机、失败和绝境，一种异化、焦灼和恐惧的情绪弥漫美国社会，美国“急需寻找新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方向”。［1］在这样的氛围中，充满悲观、颓废和绝望色彩的存在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渐渐渗入美国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巴思小说《路的尽头》即创作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感到集体日趋瓦解，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自身，这便是存在主义哲学；它研究孤独的个人存在，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人们的心理混乱以及迫切寻求新的出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划分了两个存在范畴：自在存在的客观世界是荒诞的巨大虚无，自为存在是人的意识和自我表现，在永恒变化中否定自我，把自在展现为世界，由此引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核心理论；自为者被抛入存在，并不知存在的原因，这种环境于他是偶然而荒谬的，他面临多种自由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他的本质。戏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之一，它通过破坏性模仿，嘲讽模仿对象的弱点、矫饰和自我意识的缺乏之处。巴思戏仿萨特，以小说《路的尽头》中“神话疗法”的失败来讽刺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小说主人公雅各布•霍纳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危机时期，无聊、空虚、颓废和悲观的美国青年的代表。小说中，霍纳面对多种选择和可能，始终无法确定目标，总是无所适从；他一直处于无所作为的身心瘫痪状态，不相信任何绝对价值，甚至怀疑自我的身份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是雅各布•霍纳：他想是谁就是谁”。［2］这种彻底虚无的心态使霍纳丧失自我，出现人格分裂。黑人医生对霍纳的病症作了“存在主义哲学”分析，并诊断为“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作出选择”。［3］为此，医生向他提出两种相反的治疗模式：理性的教授规则与自由扮演主角方式。第一种模式建议他教授规范语法之类的逻辑课程。强制缺乏目标意识的人进入理性领域，有助于他逐渐获得客观稳定性。通过教授语法，霍纳明白了规则存在的必然性，否则，人的行为就会丧失依据和方向。但他又认为规则是相对而虚假的，应该破除那些规则；同时，医生又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作为治疗方案之一，美其名曰为“神话疗法”，即自由扮演角色的治疗模式，这更多地迎合了霍纳长期形成的玩世不恭的存在主义生活方式。于是，医生鼓励他按照个人意愿自由行动，不受外界环境限制，可以任意地给自己和别人安排角色、贴标签。霍纳认为，人的存在不仅先于本质，而且反本质；人的本质并不固定，可以改变甚至消失；人的追求毫无意义，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在实际生活中，他一如既往地设计面具，游戏人生。很快地霍纳便卷入与好友乔•摩根夫妻的三角性爱中；他玩弄和摆布身边的人，并视他们为实验室里的动物，如称情人伦妮为“一头解下了马具的动物”。［4］终于霍纳的戏弄和优柔寡断招致伦妮流产而命丧手术台，这一后果彻底剥去了他的种种面具，使他又恢复到以往“绝对不动”的状态。萨特认为，人总是有一种要超越自身存在的能力和企图，意识超越自身，通过行动达到企图的过程即为虚无化的过程；而人只能虚无化自己的处境，从而进行自我选择，并承担行为的后果。但当霍纳在自由选择行动中，为提高和保护自我，却把虚无化强加给别人时，就会造成于己于人的毁灭性后果：情人伦妮的惨死，朋友乔的精神沦落以及自己再次深陷身心的瘫痪状态。霍纳最终意识到他们所承担的一切角色都毫无意义；存在不仅先于本质，而且有存在未必有本质；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戴上不同的面具，人的本质因而变幻不定，世界也因此成为非理性的荒诞存在，所谓的“神话疗法”越来越不适用。巴思也就此否定了当时的存在主义，认为它并不能治疗美国社会全面危机时期普遍存在的心理混乱之疾。

与此同时，巴思又以这部小说戏仿和否定了弗洛伊德主义。弗氏提出了非理性的本能论：无意识的本能对人的行为有决定作用，它完全抹杀了意识对行为的调控；以本能论为基础，弗氏进而提出人的本能受压抑的压抑论：一是将痛苦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二是防止不体面的欲望进入意识领域，而长期压抑使人衰弱并导致精神疾病的产生。弗氏立足于生物决定论，用本能、欲望和升华等概念来阐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并同社会对立开来；他认为必须通过对本能的压抑、以牺牲人类性福为代价才能实现社会进步，人类的文明正是被压抑的本能得到升华的结果；而由于本能得不到满足，人类普遍地患上了精神疾病。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面对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不安，各阶层人民内心充满了忧虑、沮丧和悲观情绪，精神病发病率日益增高。但弗氏在研究这类病症时，并未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仅从生物决定论出发，归咎于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这一理论正迎合了统治阶级掩饰不合理制度的需要，更符合具有腐朽没落思想和悲观阴郁情绪者的精神需要。比如弥漫于美国社会的颓废派“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在弗氏反对性压抑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尽情发泄积聚已久的不满情绪，蓄长发、穿着异类、游戏人生、吸毒酗酒、群居乱交，大肆宣扬性解放。

小说中的霍纳就是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颓废派美国青年的代表。他“经常体验着毫无情绪的日子”，而且“只处于一种毫无意义的新陈代谢之中”，［5］霍纳作为人的个性消失了。为了拯救空虚的心灵，他来到海滩寻求性欲释放，并结识了佩吉•兰金小姐，两人没有爱情，只有男女间的相互慰藉。在学校里，霍纳所见所感的全是性，“淡蓝色的清晨是一个引起性欲的时刻，学期开始正是引起性欲的季节。在这样的天气里，除了向弗洛伊德致敬外，别的什么也干不了”。［6］有了弗氏本能论和压抑论的鼓舞，人们经常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上演着一曲曲别出心裁的“交配”舞。弗氏理论不仅为未婚青年的乱交提供了依据，也造成婚姻家庭中的性混乱。小说中的另一主要人物乔•摩根认为，婚姻不具有绝对价值，如果夫妻不能互相尊重，那就不必维持这种婚姻。而弗氏主张性自由，可以抛弃法律与习俗，以确保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绝不出于任何道德约束而维持不幸福的婚姻。在这一点上，乔的观点无疑很符合弗氏的理念。另一方面，乔很重视婚姻关系，认为婚姻的忠实是主观的绝对条件，夫妻应尊重对方的绝对一切。乔代表着理性和存在，他相信自己的行为理解能力，力图以理性规范婚姻，重新塑造妻子伦妮，对家庭施加绝对影响。伦妮崇拜并顺从乔，刻意模仿乔的理性。当一个人总以别人为参照物，从别人的看法中认识自我时，就会渐渐丧失人格，这便是伦妮在婚姻中的处境。经过婚后五年的调教，乔相信伦妮已经具备了理性，他让“魔鬼”来进一步考验伦妮的“忠实”；为此，他不失时机地制造伦妮与霍纳相处的机会，结果却意外使伦妮获得审视和改变自我进而越轨的可能。在此过程中，弗氏性本能的里比多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里比多的驱动力使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肉欲满足，乔被戴上了绿帽子。当“忠实”的伦妮理性地向丈夫坦白与霍纳的私情后，乔唯一关心的却是他们通奸的动机，他无法理解非理性的里比多的力量；乔坚持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原因，为寻求动因，竟然逼迫两人再来一次“性”，结果致使伦妮怀孕。此时的伦妮对随意性行为完全认同，并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乔也理性地接受伦妮与霍纳两人的行为，虽不明原因，但乔夫妻比以前更加互相尊重；霍纳相信只存在非理性，没有爱情和稳定的婚姻，只有性欲和冲动。其实，伦妮和霍纳都不明白自己行为的动机，伦妮唯一能确定的是要打掉孩子，否则就要自杀，这使从未有过责任的霍纳疯狂寻找医生为伦妮堕胎，后来找到的竟是曾给自己施以“神话疗法”的医生；乔没有阻止伦妮冒险手术，导致她死于非命，终为自己至上而极端的理智付出了代价。里比多使性欲得以极大满足，但未得到升华，因为维持“一种没有冲突没有秘密没有嫉妒的三角关系”［7］是绝不可能的，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伦妮惨死于手术台的悲剧，这是弗洛伊德先生不曾预料到的。伦尼之死，既是对乔理性哲学的嘲讽，也是对虚无主义者霍纳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