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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文学阐释异同

2021-4-9 | 古代文学论文

 

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前代著作多为后代人无法理解,甚至同时代人也不能理解,所以就需要熟知前代名物典制、礼仪制度、历史文化的通人对前代著作加以整理,以时下语言解释前代作品以供人阅读,通过阅读汲取前代文化、经验教训,并为当下服务。随时间递推,前人的解说后代人亦已不能了解,故需要新一轮解说。正如黄俊杰所归纳的“孟子诠释学可以说起于‘语言性的断裂’与‘脉络性的断裂’”。[1]267于是产生了致力于还原经典的阐释活动。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前代著作的“求知欲”,促进了阐释的形成、发展,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要具备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结构框架,西方阐释学由来已久,虽然中国的阐释实践很早,但缺乏理论的总结,这跟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目前仍有学者质疑中国阐释学的存在,认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框架都来源于西方文论,借西方文论的结构阐释中国古籍,只能说是一种借鉴,而不能就此说中国亦有阐释学,因为理论体系不健全,结构框架不完善。笔者才疏学浅,未遍读群书,不便妄下雌黄,故本文抛开中国有无“阐释学”不讲,仅就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历程和方式做一番梳理。

 

一、中国古籍的阐释

 

中国古籍的阐释史与其说是古籍的阐释史,不如说是经学经典的阐释史,中国阐释学就等同于中国经学经典阐释学(这里没有区分为西方文论中的古代阐释学与现代阐释学,因为笔者认为中国没有本土的阐释学,现行阐释学理论框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传入,如果欲分析真正的中国阐释学,就要回归中国本土,故不用西方阐释学的分期)。以《孟子》阐释为积淀研究中国阐释学(亦称“诠释学”)较为有名的台湾学者黄俊杰,就认为“所谓‘中国诠释学’,是指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1]266李清良在《黄俊杰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类型,方法与特质》一文中分析归纳黄俊杰先生上述观点为“中国诠释学”等于“中国经典诠释学”。[1]266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尉利工的博士论文《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虽没有明确指出是经学经典及诠释学,但就文中所述亦可说明经学经典是中国阐释学的支柱,研究中国阐释学,就相当于研究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史。

 

中国古代学术分经学、子学、史学。翻检艺文志、经籍志,不难发现经部记载书目、总类数量最多,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学术导向,亦是中国学术主体,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经学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代表,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回溯中国经学史,可分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义理学①,对于经学的阐释自其产生之时就已开始,皮锡瑞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2]39同样经学的阐释又因派别的不同而有不同侧重,西汉今文经多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多名物典制、训诂的解释,宋义理学则抛开圣人不谈,以阐发个人义理为主。

 

史学,目前学界多称“历史学”,“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科,一般而言,其专指整理与研究人类有文字以来所留下的文字与图象纪录的学科”。[3]两汉之前著作数量少,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史部书籍则收在“六艺略”春秋类下。魏晋南北朝始独立为一门类,作为与经学、子学并行的学术存在。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4]1无论是前面微观的含义,还是瞿先生宏观的概括,都认为对于历史的事件应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代的情境中去解说,以便人们对那个时代有客观的认识。解释者个人发挥的余地较少,惟独使文章显得有文采而已,但事实须是客观的描述。

 

子学谓诸子之学,我们可以把子学比照现在意义的哲学、自然科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5]769由于视子学为杂学,故不为帝王提倡,亦不为学者们重视(儒、道、佛三家除外)②,所以是类书数量少,又少有注释疏证,遂多无继承不相传。在民间,子学还留有一定地位,比如术数、方技、五行之学,作为纯朴人民的迷信———一种精神需要而存在,但却谈不上阐释,多为口耳相传,无深入研究。再如医家、历数、农家等实用之学,只要求疏通文字,能理解文意即可。这种存在状态给学者研究设置障碍,为求得利禄,多舍此而为经学。

 

二、古今文学阐释异同

 

古今文学的源于汉经古今文之争,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今文经主要是口耳相传,著之竹帛;古文经则是流传下来或重新发现的经书古本。二者除文本不同外,说解、宗旨亦不同。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化的实用目的,把孔子看作政治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著述,里面处处贯穿着孔子的思想观点,多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谶言阴阳;古文家则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地理解,认为孔子为史学家,“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说解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学术性较强。

 

我们可以从古今文家对待经典的态度窥其阐释角度。今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力图为圣人立言,替圣人说道,借经书宣扬圣人思想,阐释典籍过程中努力摆脱甚至忽略“此在”的存在,用圣人思想比附现实,但阐释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却无形中影响其用当时代通行思想立说,如西汉“独尊儒术”、魏晋“玄学”、隋唐“缘佛入儒”,此种阐释是“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反映,但个人意识尚未觉醒。古文经学的特点是以小学为根基,从打破语言障碍入手,透析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阐释者力图抛开“此在”与“自在”(自在:西方文论“存在主义”术语,笔者理解为经典作者全视角的叙述线索的存在,即蕴含着通过作品传递作者思想的存在)的存在,以自己的知识积累构建经典的文化内蕴,但同样摆脱不了“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在解释古事时每涉及思想内容,难免有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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