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文学中的颠覆战略

乔纳森•卡勒的《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独辟蹊径。纵览章节目录，读者会发现该书颠覆了传统的单一介绍各流派的俗套写法，而将最新的主张和理论尽量纳入书中，完全从辩论和议题出发来探讨共同关心的文论问题。

颠覆一：打破文论的传统界定“文学是什么？你可能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太大关系。”[1]P19卡勒通过比较分析了历时中各类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阐释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进而对传统文论“文学的普遍性本质”进行了消解。什么是“理论”。不能说它全然与文学有关，但它又不仅仅是关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1]P1。由于19世纪以来各类理论的大发展，读者对于所处世界的感知已然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使得大家在研究问题时都不能不受理论的影响。理论之于文学研究的功效。卡勒指出：“理论的效果是批驳‘常识’，即对于意义、文学、经验的常识。”[1]P16譬如福柯的性理论，通常认为，“性”作为自然属性一直被压制。但福柯则认为，“性”根本就不是一种被压制的自然的东西，而恰恰是一种错综的理念，它是由包括神职人员、医生、小说家、心理学家等在内的一系列人物的“话语”所制造出来的，过去是大家因果倒置了。再譬如，西方哲学中一直习惯于将“真实”和再现真实的“表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符号”区别开来[1]P10。但德里达通过对卢梭在《忏悔录》中对华伦夫人的恋爱心理分析却得出：一切经验总是要通过符号的中介，当你自认为脱离了文本和符号、获得了“真实”本身时，其实你只是获得了更多的文本和符号。由此来看，在现代理论的视域之内，所谓常识、本真、自然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它们都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理论对其实行了“解魅”。

颠覆二：编排观念由封闭到开放

从本书的编排体例来看，该书并不具备传统理论著作所要求的严谨的体系性，它将系统的理论结构进行分解，化整为零并代之以专题的形式。这种带有解构性的编排理念在本书的前言中已然表露，封闭的理论系统于是具有了开放性。卡勒开始便发问“理论是什么”，传统文论将理论视为探求终极意义的活动，要求读者通过文字透视作品，揭示其含蓄之义。卢梭便是传统文论探寻的典型代表，他用“补充”来支持其文字观：文字为说而存在，它作为言语的补充，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甚至可说是导致误解的符号。按照这一逻辑，文字本身无关紧要，它仅仅是作家表达意义的工具。譬如在《忏悔录》中，卢梭追求华伦夫人时的事例：夫人不在场时，他靠亲吻家具发泄；夫人在场时，他竟夺其口中餐一口咽下。依照卢梭的思想，家具、口中餐并不能代替对华伦夫人的直接追求。同理，如果用夫人代表理论，家具、口中餐代表文字，那么文字也将无法直接代替理论，只能成为可无可有的“补充”。而卡勒的颠覆策略正是从“补充”这个概念入手。他认为，夫人即便在场，也无法弥补情感的渴望。这恰能说明“补充”并非是可无可有的，它是先到的主而非后来的客。卢梭越是强调事物在场的重要性，就越显示中间物的不可或缺性。在此，卡勒采用发隐索微的方法，从居边缘的“补充”细节出发形成突破口，然后进一步论证，最终颠覆了传统的理论观。“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1]P18于是，理论恒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意义在此被取消了。

颠覆三：重共时的文论探讨

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几部西方文论教材中，譬如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拉曼•赛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等都是全景式地将80年代以前已经呈现出来的文论与批评流派加以评述，它们都是学习文论的必读书，都具有历时性的强大逻辑体系。读者业已习惯了从俄形式主义开始，像通史一样梳理到同性恋、酷儿理论。这对于西方文论的入门来说是可行的，但这样写缺乏宏观启发的思维。在前言中卡勒说，“介绍理论较好的办法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主张；讨论那些重大辩论，但不要把一个学派置于另一个学派的对立面”[1]前言，这里关注的就是在文论的历时发展中挖掘共时存在的理论范畴与概念困惑。由于打破了流派之间的历时区分，转而探究理论范畴的连贯性，这就使读者忽略了流派间的观点对立，进而去关注共同探讨的文学范畴。譬如为了说明诗歌既是由文字组成的结构，又是一场读者、诗人和文学史上共同发生的事件时，卡勒巧妙引入了隐含作者、作者和叙述者三重概念，从而将叙述学与新批评的理论成果联系起来，含蓄地点明叙事理论在诗歌研究中的可借鉴性。而作为事件的诗歌则寓意着一个被虚构性模仿的世界和作为修辞的语言表达，它无需承担与现实一致的意义，而只需注重语言表达的效果，这就为后文述行语的概念理解奠定了基础。[1]P76-85

结语

对于理论，卡勒坚持并非本体性存在着。文学理论也是。文论的本体论源自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文学被作为一个先验实体，文论就是围绕这个实体的研究所掌握的方法；在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过程中，他们所建构的正是方法论本身。而卡勒并非致力建构，而是在理论观的统摄之下，对文学各范畴的可能性认识。因此他既不是韦勒克坚持的理论的文学研究工具论，也不是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理论研读文学。由此，卡勒的颠覆策略已然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