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的话语权

20世纪70年代初，文学批评家奥赫曼（RichardOhmann）首次将奥斯汀（Jane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引入当代西方文论。自此，言语行为理论开始给当代西方文论带来重大冲击。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语言的施为性（performative）。按照这一理论，人们说话即做事（doingthingswithwords）。这方面，詹姆斯（JamesGee）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行使话语权来完成七件事情（buildingtasks/thingsthroughlanguage）。其中包括：（1）通过使用语言赋予某人某事意义与价值(givethemmeaningorvalue)；（2）通过使用语言确立某人的身份、地位(buildidentities)；（3）通过使用语言来建立某种社会关系(buildrelationships)。以夏洛蒂（CharlotteBronte）的小说《简•爱》(JaneEyre)为例。这部小说包含了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与伯莎(BerthaMason)话语权缺失的对立。这组对立客观上突出张扬了简•爱的妇女意义与价值、压制贬低了伯莎的女性意义与价值，确立了简•爱的正统女性身份和伯莎的“疯”女人身份；同时这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这部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读者看到了简•爱及作者夏洛蒂对其他种族妇女姐妹的歧视与偏见，看到了她们已从受压迫者女性堕落成为女性的压迫者。

一

由于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主人公简•爱被赋予了绝对的话语权。整部作品中一直是简•爱发出“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的叙述声音”，发出一个敢说敢做、敢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个人的叙事声音。事实上，这部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简•爱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敢于反抗男权社会、向男权社会发出女性强音的第一人。比如，在伯莎•梅森被发现以后，罗切斯特仍要简•爱留在桑菲尔德庄园（Thornfield），此时简•爱大声疾呼，发出了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宣言：“［先生］，我要正告你我必须离开，不要以为我会变得无足轻重，也别以为我是架没有情感的机器。不要以为我穷，长得矮小不美，就没有了灵魂。那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现在是用灵魂与你谈话，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经过了坟墓，在上帝脚下，都是平等的。”“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早晨还承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留下来，像你希望的那样和你住在一起，我就会沦为你的情妇，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虚伪！”

正是通过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让简•爱发出如此强音，作者让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的“小女人”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赋予了女性意义与价值，塑造、张扬了英国妇女的社会形象。

然而，与夏洛蒂为让女性发声、让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的“小女人”站到社会舞台中心的创作初衷相对立的是，她让另一个女性伯莎丧失其话语权，减少其出场次数，并将其贴上“疯女人”的标签禁锢在“阁楼里”。依照詹姆斯语言施为理论，失去话语权的伯莎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价值，变得毫无意义，她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贬损，甚至连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无从建立。从简•爱的角度看，由于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在这种情况下，简•爱居高临下，绝对可以在她、罗切斯特和伯莎的婚姻三角关系中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辩解。在她眼里，伯莎像个可怕的“魔鬼（fearfulghost）”“脸色无光（discoloured）、活像个野蛮人（savage）”。因此，伯莎的任何声音都被解读为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并且毫无价值和意义的，甚至可怜到连自己的身份定位也要通过弟弟理查•梅森（RichardMason）之口来完成。这样，通过对话语权的垄断，简•爱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中心而正统的女性地位；而伯莎，由于失去了话语权并被“边缘化”（减少出场次数），她受到了来自男权社会和白人妇女（作者及简•爱）的双重压迫，她只能被赋予“疯狂的‘他者’”身份，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二

作者夏洛蒂剥夺伯莎的话语权是不公正的。试想，如果我们赋予了伯莎话语权，那么她所言说的事实必定与简•爱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她所展现给读者的必定是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不同的身份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从里斯（JeanRhys）1966年的小说《藻海无边》（TheWideSargassoSea）中得到印证。正是里斯从一个受压抑女性的角度还原了伯莎沉默的声音，为现当代读者塑造、展示了“疯”女人伯莎真实的一面，让读者了解到伯莎/安托奈特其实是一个有血有肉、备受压迫的普通人。

依据里斯的解读，伯莎原名叫安托奈特•梅森，与简•爱在性格、命运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尖锐的对立贯穿了她们二人四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童年时期，简•爱敢于反抗，反抗里德（Reed），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很怯懦，受欺负后一声不吭；在学校，简•爱敢向海伦（Helen）发表对待不公的观点，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对同学的威胁不敢反抗，只能逃跑到母亲身边寻求庇护；婚前，简•爱为了维护自己的女性尊严，敢于反抗罗切斯特，尽管自己很爱他，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屈于命运，被迫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男人；两人婚后命运也不相同，简•爱婚后幸福，认为罗切斯特是她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伯莎/安托奈特婚后却被罗切斯特关进“阁楼”，而且一关就是10年，最后变成了“疯”女人。

这样，里斯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客观上颠覆了人们对小说《简•爱》的解读、颠覆了对伯莎这一人物的解读。具体而言，读者了解到，原来伯莎不再是什么“他者（other/otherrace），不再是毫无价值意义的“疯”女人，相反，她也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个有血有肉、思维正常、备受欺凌，尤其备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弱女子”。

三

根据詹姆斯语言施为理论，人们使用语言，除了赋予价值意义和建立身份地位外，还有“建立某种社会关系（buildrelationships）”的功能。这里的“社会关系”主要指作者通过作品与读者间建立的关系。具体到小说《简•爱》，由于作者夏洛蒂让简•爱垄断了话语权，简•爱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中心而正统的女性地位；由于作者剥夺了伯莎的话语权，并使之“边缘化”（减少出场次数），后者的女性形象、社会价值受到了贬低，进而只能被赋予“疯狂的‘他者’”身份，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