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汉译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以下简称陀氏)的作品在中国的汉译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他基本上都受到“青睐”，对其作品的译介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前期的主要阵地是报刊杂志，后期出版店社成为陀氏作品翻译的主力军;进入30年代，当之前的“热潮”逐渐归于平静后，译介工作走向了深入和成熟阶段，几部重量级译作纷纷面世;及至40年代，以耿济之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白痴》，邵荃麟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文光书店对《陀思妥夫斯基选集》的编撰为标志，中国现代陀氏译介工作的坐标体系基本完成。

一、“如火如荼”的上世纪20年代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陀氏的中译文是1920年5月26日至29日上海《国民日报》副刊上连载的短篇小说《贼》。在译文前的《译者志》中译者对陀氏其人其书有过一番简略的概括，不仅指出了陀氏作品的基本特色是“表同情于痛苦无告之人。所著小说都描写这类人的情形”，而且向国人介绍了陀氏几本重要作品———“破屋记(MemoirsofaDeadHouse)、虐待和压制(DowntroddenandOppressed)”和“犯罪与受罚(CrimeandPunishment)”［1］。即《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罪与罚》。与陀氏其他作品相比，这几部作品的译介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思想与艺术特征，这预示了以后陀氏作品翻译的方向。

此后，陀氏的另一篇“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的作品《圣诞树和婚礼》也随即被翻译进来，名为《冷眼》，最初刊登在1920年《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上，后又被良浚、叶劲风、仲持等译者多次译介，还曾经选入在上海公民书局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和商务印书馆版的《近代俄国小说集(一)》中。不难看出，陀氏同一小说被作译者多次译介的倾向已初露端倪。

1921年之后，陀氏作品的中译文便接踵而至。《学生杂志》第11卷第6期、第11卷第9期，第12卷第1号、第12卷第2号，第12卷第3号和第12卷第7号分别刊登了《乞孩》、《孤女聂丽的故事》、《发弗娜的日记》、《在阔人的寄宿学校里》和《乡人玛垒》等作品;《晨报》于1921年6月1日至13日连载了《贼》;1922年，《民钟》上发表了《罪与罚》的节选;《小说月报》第12卷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刊登了陈大悲译的《贼》，后来此篇选入进商务版的俄国短篇小说集《熊猎》中;此译作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2年与1935年作为陀氏的代表作品相继选入到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世界文学读本》和经纬书局的《俄国短篇小说精选》中……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场的序曲。

1926年6月，韦丛芜翻译的《穷人》由北京未名社出版，这是陀氏作品的首个中译本，可称得上是中国陀氏译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鲁迅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很弥补了些遗憾”［2］(86)。此书以康斯坦斯•嘎纳特的英译本为主要参照，并参考ModernLibrary的英译本，后来又由鲁迅和韦素园分别根据日译本和原文加以校订而成，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此译本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成书后短短4年就再版了3次，到1947年为止，累计再版12次。在20年代后期，由于鲁迅等人的支持，未名社对陀氏作品的翻译工作是极为投入的，后又于1929年4月将陀氏小说《贼》选入在李霁野编译的短篇小说集《不幸的一群》中。

在未名社的引领下，20年代后期，除了《小说月报》这类热衷于俄罗斯文学引介的文学期刊之外，更多新兴刊物和书局也纷纷加入到陀氏作品译介的阵营中。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4月出版了《主妇》，后来此篇又与陀氏的作品《家人》一起入选到该书局编译的小说集《给海兰的童话》中。同年5月，在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牧师与魔鬼》中，同名篇摘译自陀氏饱受其国内学术界非议的作品———《群魔》，而《群魔》的第一个较完整的中译本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此中不难有着令我们深思的地方。1928年，《真善美》第2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刊登了《一个诚实的贼》和《九封信里的小说》;1929年，《泰东》第2卷第5期至第6期上连载了《房东太太》。同年5月，上海水沫书店将《一个诚实的贼》收录进《俄罗斯短篇杰作集》中。6月，由王古鲁翻译的陀氏短篇小说集《一个诚实的贼及其他》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该书据英文本转译，包括《一个诚实的贼》等作品6篇，其中选录的《一个惹人笑的梦》和《鳄鱼》为国内首次问世。

随着陀氏在国内小说界和读者群中影响力的加深，对于关涉作家生活与经历的引介材料便适时地成为翻译学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1927年，《小说月报》首先吹起了号角，于第18卷第4号上刊登了《死刑台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此篇随即选入进商务版的《文坛逸话》中。随后，陀氏的书信也进入了国内学人的文学视野。1928年，《语丝》第4卷第9期、第4卷第17期和第18期分别刊载了《陀斯妥夫斯基致兄米海尔书》和《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关于他们间的争端之信件)》。1928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李伟森译的《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记及回想录(上、下)》，值得注意的是下部，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与司特拉可夫对于朵思退夫斯基之批评、司氏致托氏信(4封)、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答复———我给司特拉可夫的答复”等内容。此事端的导火索肇始于斯特拉霍夫在1883年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首次提到陀氏曾经诱奸过幼女;此信公开发表后随即遭到了陀氏夫人的严厉驳斥，因此也成为陀氏研究界的一桩公案，该译作中的相关内容首次向国人提供了这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1929年底，韦丛芜也将这部著作翻译出来，名为《回忆陀思妥夫斯基》，并于1930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同一本作家夫人的撰述在仅仅一年多时间内被两度翻译，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可说耐人寻味。

二、“深入译介”的上世纪30年代

这个时期，除了报刊继续零星地刊登一些作品外，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也被翻译进来，这意味着陀氏作品的译介开始迈向深入和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