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外语翻译
《圣经》（TheHolyBible，简称TheBible）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一部文化大书和文学巨著。《圣经》文本最早于唐贞观9年（公元635年）由景教传教士带入中土，“翻经书殿，问道宫闱”，可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记载。《圣经》最初翻译成汉语时，当时的译者按照我国把重要著作称为“经”的传统，取其“神圣典范”、“天经地义”之意，译为《圣经》（乐峰、文庸，1995：345）。实际上，“圣经”汉语书名曾有“真经”、“圣经”和“古新圣经”、“圣书”和“新/旧遗诏书”、“旧新约全书”或“新旧约全书”的历史沿革。如今“圣经”一词也成了华人世界对这部基督教的经典的专称。本文拟对汉语“圣经”书名的由来和演变做出综述性的探究，以厘清汉语《圣经》版本的历史脉络。
1、唐代的汉语“圣经”书名
《中国翻译词典》收录的“中国翻译大事记”（林煌天，1997：1134—1146），列举了从唐代至1919年间的汉语《圣经》翻译九大事件和主要版本。这份记录虽然涵盖了《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但是还存在以下不足：（1）对唐代的《圣经》译本表述模糊；（2）遗漏了两个《圣经》重要版本“巴设译本”和《古新圣经》；（3）官话和合本的出版时间有误，确切时间是1919年4月22日；（4）未收录1919年之后《圣经》汉译的重要事件和《圣经》版本，特别是中国翻译家的《圣经》单卷或片断翻译。（任东升，2007:114）有的学者（文庸，1992：31）根据唐代《圣经》汉语文本的卷数和音译名判断，景教士的翻译蓝本是古叙利亚语《圣经》。翻译出来的《圣经》书卷有《天宝藏经》（即《旧约诗篇》）、《多惠王经》（即《大卫王诗篇》）、《阿斯瞿利容经》（即《福音书》）、《浑元经》（即《旧约创世记》）、《牟世法王经》（即《旧约出埃及记》）、《启真经》（即《启示录》）等三十部（赵维本，1993：9—10；邹振环，1996：38）。可惜的是，迄今还没有发现景教《圣经》的正式译本，或可能早已失传。所谓“《圣经》汉译片断《序听迷诗所经》译成”之说，不够严谨。景教士初来中土，他们不懂汉语，协助他们翻译或撰述以《圣经》为主要内容的景教经典时，也像佛经当初传入中国一样，只能是西人口述、华人抄录、?写。中国学者认为该书乃“补缀新旧两约圣书之文”（朱谦之，1993：118）。
2、明末清初的汉语“圣经”书名
17世纪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时，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强盛文学于经典传统的社会，他们被迫融入这种环境。耶稣会士以“经”来对应基督教的圣典，借助于“经”这个字来表明西方也有经典之作的传统，同时把基督教的著述与这个儒家和佛教的“经”摆在同一个水平。耶稣会士在“经”字前加入了“圣”字，以表示他们的“经”具有神圣的启示，《圣经》乃“神启”的文本。1635年，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取材于《新约》福音书关于耶稣生平故事的著作《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刊行，该书标题有一注释：“即万日略圣经大旨”。“圣经”一词最早公开的出现应该如是。1636—1642年间，阳马诺（ManuelDias，jr.，1574—1659）的14卷巨著《圣经直解》印行，应是“圣经”一词首次出现于书名，但该书不属于《圣经》的中文翻译。罗马教廷驻清庭的公使贺清泰（P.L.Depoirot，1753—1814）于1750—1800年间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382—405），用官话翻译了除大部分先知书和《雅歌》之外的《旧约》和《新约》内容34卷，取名《古新圣经》，但是没有刊行。不过，这是“圣经”二字首次正式用于《圣经》译本书名。《古新圣经》虽然没有刊行、流传，然而解答这部书的白话《古新圣经问答》在1862年刻印出版，遂使《古新圣经》的名望传播开来。
3、19世纪的汉语“圣经”书名演变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进入中国，便着手用汉语翻译《圣经》。1823年，马礼逊和米怜完成整部《圣经》的翻译时，取名《神天圣书》，共21卷为线装书。后来，麦都思、郭实腊等修订马礼逊译本和重译《圣经》，用过新/旧“遗诏圣书”和“遗诏书”。1843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2人在香港召集有关圣经翻译的专门会议，他们决定用简明的“圣经”二字来代表基督教经典的书名。传教士认为，“圣经”二字也可以指儒家的所有经典，等于在基督教传统与儒家传统之间设置了独特的平行。1853年至1868年翻译出版的“高德译本”，取名《圣经新旧遗诏全书》。这里我们查考一下“太平天国”推出的所谓“圣经”。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基督教会通用的主要《圣经》为郭实腊译本（谢雪如，1984）。郭实腊（K.F.A.Gutzlaff，1903—1851；又译“郭士立”）曾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Morrison）组成的四人翻译小组，重译过《圣经》，其中《旧约》差不多出自郭实腊一人之手，取名《旧遗诏书》。郭实腊后来对四人小组译本中的《新约》部分做过反复修订，取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陈惠荣，1986：16）。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队中，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经》经文大多摘自其中（梁工，1996：706）。洪秀全于1853年“钦定”推出了几部以郭实腊的译本为根据、经过删节的《圣经》版本。据说洪秀全手下有500人从事圣经的汉译和改编工作。太平天国使用的《圣经》，除了一部取自《新约》的《钦定前遗诏圣书》，其他均为经过删节的版本，名称多样。如《旧遗诏圣书》封面醒目的汉字“旧遗诏圣书”两边为一对飞舞的双龙，上方为一对凤凰，封面顶部“太平天国三年癸好初刻”字样。迟至1920年，周作人仍然把汉语《圣经》称作“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