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之书建构的历史图景

后现代文学的实践和对历史的认识明确标示，历史写作是让人高度疑虑的，它可以是历史证据，却与现在发生着持续的暧昧关系，而“现在是唯一存在着的东西”。①这个唯一存在着的“现在”以三种形式占据着人类意识空间:记忆中过去的现在、经验中现在的现在和期待中的将来的现在。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小说书写领域，人们在处理过去时总是会遇见来自“现在”的羁绊;“过去”在“现在”的书写中重生。小说《隐之书》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反讽和戏拟的方式勾勒出过去作为某种形式的实在，最终制造出我们置身于稳定的现实之中的感觉。但是，小说《隐之书》的写作并非要与现在的共谋，而是通过提出对过去某种意图的记忆从而建构一个历史图景，于是这个被重构的失落世界就成了存在于记忆与意图交汇处的一个比喻和期望。

一、“通灵者”与女性容器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说:“女性在主观上强调时间由一种节律所控制……它是周期性的和循环的，是永恒的和不朽的。”②女性时间在整个后现代世界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表征了一种具有三维空间性的时间整体。这恰恰与后现代以空间结构一切的基本特征高度一致。在人类的原始记忆中，女性的神圣存在常与器物有关;在原始意象中，母亲经常作为生命的容器而书写定格。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元小说反对一元论话语，反对长久以来以科学和知识为话语的霸权历史。为还原过去的基本面貌，《隐之书》不仅没有排斥被科学话语所贬抑的原始意象和奇幻情节，反而将这些并不能被证伪的历史事件加以编辑书写，以边缘的立场进入历史的书写阵地，揭开历史编纂背后潜藏着的男性权力机制和成规。

在这部小说中，女性容器和作为“通灵者”的女性灵媒被挖掘出来，浮现在被男权主义大历史书写所遮蔽的平面上，让读者窥见传统历史书写所排挤出去的部分，也借此揭破了历史创作自身的幻觉。在小说中，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淑女们因为时代悖谬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但她们以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灵感世界，借以对抗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男性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客厅中，曾经有一个神秘而又令人不解、疑惑而使人欲罢不能的灵媒团体，一个存在于科学维度之外的另类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男性，男性是这个世界的怀疑者甚至是入侵者，但是他们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通过重重的叙事迷雾，艾许研究者布列克艾德教授和克拉波尔注意到艾许曾经至少两次参加过知名灵媒荷拉•雷依夫人家中举行的降灵大会;当时很多人相信这位夫人是早期能让灵魂尤其是婴灵现身，并让人触摸到亡者双手的专家。但是布列克艾德相信，艾许参加降灵大会的目的是抱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致知格物的科研态度，并因此经历而写下讽刺诗《妈妈着魔了吗》。艾许的诗极大地惹恼了女性主义批评者，她们认为艾许对诗中的主人公报以最恶毒的攻击，认为“凭靠直觉的女性行径”，是在呼应约翰•但恩的诗句“不盼望女人有理有智;在其最柔美、最聪明的时刻，她们充其量也只是“妈妈”(Mummy在英文中还有木乃伊的意思)”。①而布列克艾德教授则认为艾许意有所指地将她的所作所为———将亡者的生命虚妄地、虚构地重现———拿来对照自己写诗的行为。由此可见，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男性学者和女性主义批评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正如福柯所讨论的“真理”，它是这个世界所建构的东西，它的产生只是因为限制的多种形式。因为真理被建构起来，所以导致了有规律的权力效应。每个世界都有其真理的统治———男性和女性的世界都有其各自的“真理”。在两性各自所主导的世界中，并行着不同的话语类型。就像被以理智和逻辑标榜的男性社会嗤之以鼻的女性感观世界，同样有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区分正确与错误论述的机制和事例。在这个思维和行事的空间里，存在着对于真理的获取程序相一致的价值，也同样存在着某些人被赋予所说话语即为为真理的权力。后现代的历史发现这两个世界如若平等共存，就必须有关于共存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不假设冲突的解决，而是要承认和接受差异。

当大多数人好奇“生机勃勃”的艾许如何与他那乏味无趣的妻子拥有完整的充满激情的关系时，谁都不知道，大诗人艾许有着一个秘密情人，她就是女诗人兰蒙特。两位诗人不可以拥有更光明的未来，因此将心底的秘密愈发埋藏进心中最原始的地域，然后在各自的诗作中流露出一星半点的痕迹。在兰蒙特和艾许都参与过的“降灵会”上，他们却抱持着大不相同的目的。直到最后的谜底揭开，人们都无法得知艾许激动地、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大加鞭挞的降灵会事实上在其心底构成一片隐秘的希望———他和兰蒙特的浪漫故事里有什么存留下来了吗?那个故事的延续现在何方?她(兰蒙特)参加降灵会是寻找哪个灵魂的声音呢?这个声音和自己到底存在什么关联?所有的疑惑都因人类自我和对世界的认知中存在一大片未竟的事业空白场而变得神奇又无奈。在这些疑问的背后，有着当时人对人类和历史认识途径的探问，有对科学和迷信两者界限的考察。也许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笼罩在我们头上。无论艾许还是兰蒙特，他们都渴望能够达到认知的深处，更是渴望探究生命本质本身。降灵会事实上充当了人类原始心理状态的存留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渴望。在探讨“通灵者”与女性容器时，我们发现在幻想和直觉领域，始终是女性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这种直觉力之所以长期遭到科学社会的罢黜是由于男性恐惧臣服于热情之下，担心理性沉睡在欲望、直觉和想象力的控制之下。但是当代话语却对这种充满原始力量的幻想精神情有独钟。而“女性精神”恰恰在幻想和灵感中达到顶点，这种能力起初很可能掌握着一切占卜和预言，即使在后来，它已被父权诸神和男祭司所排挤，但在占卜这个园地里却一直长期保持着优势。洞穴母神形象、死亡和生育的大地女神证明了神秘想象与幽灵和死者世界的联系，女人据以容纳和防护、滋养与生育的女性基本特征，其中心是容器。②它既是女性性质的属性，也是女性性质的象征，它在历史的流变中幻化成人类精神实底的重要部分，却被近代以来科学和理性所占据的话语阵地所排斥。在艾许所代表的男性目光中，便包含着对母性世界的崇拜和恐惧。《隐之书》里拜雅特写到有关两性关系和有关降灵会的情节绝非偶然。因为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从未中断过关于唯灵论的科学性的讨论。对于这个始终处于科学和伪科学、宗教和反宗教针锋相对的前沿和模糊地带的问题甚至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中心文化主题之一。灵魂世界毫无疑问是自然未知的一个维度，是科学所尚未达到的领域之一，在其降灵会上“显灵”的东西到底是江湖术士鼓吹的迷信和骗人的把戏，还是由于某种尚未发现的自然规律和精神机制起了作用，到如今仍是困扰着人类的谜题。但是充当灵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却是有原因的———由于女性生存的基本状况是女性特有的庇护婴儿的、容纳的身体，所以女人被经验为同样优良的容器、是生命的容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