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的现实主义意义

1．引言

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托马斯•马尔文(ThomasF．Marvin)所说，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Jr．)是美国文坛“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Marvin2002:1)，而于1969年出版的《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则是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该作品是一部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战争题材小说，借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BillyPilgrim)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其中尤其揭露了二战期间英美联军轰炸德国小城德莱斯顿的暴行。该作品一经问世，就以其犀利的反战主题、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议。由于书中一些颇具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写作风格及写作手法的运用，国内外的大部分评论家们往往从它的后现代性入手对其加以评析，如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元小说的元素、拼贴杂乱的效果、科幻小说的色彩及黑色幽默的基调等。正因为如此，《五号屠场》常常被批评界定义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或科幻小说等。然而，冯内古特本人痛恨评论家们为其任意贴上的这些“标签”，并宣布“不觉得自己属于文学发展创新的一部分”(Reilly1990:215)。本文作者认为，在《五号屠场》中，部分后现代创作手法与后现代主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反对使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原则，及其开放性和多元性的主题相吻合，但通过挖掘《五号屠场》中元小说叙事中的自传成分、科幻色彩中的回忆与幻觉细节以及黑色幽默中的讽刺与现实意义，可以论证出冯内古特通过这些具有传统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带来的“混乱”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旨在建立的“秩序”的现实主义意义。这种独特的风格并非是冯内古特刻意追求实验文学创作的成果，而是他为表达反战主题及其内心深处的人文主义关怀而努力寻求出的最贴切的方式。

2．元小说叙事中的自传———真实引发共鸣

布罗依彻(UlrichBroich)在其《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将元小说定义为“后现代主义的商标”(Bro-ich1997:249)。克里斯顿森(Christensen)与柯里(Cur-rie)也分别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元小说这一概念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意义仅仅源自经过加工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区别，因此后现代的世界不再是永恒的现实，也无法得以真实再现(戴桂玉2011)。而元小说的显著特征是小说中叙述与批评的结合，以此引起读者对于小说创作本身是虚构的、被加工的本质的关注，进而引发人们对作品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质疑。换句话说，元小说强调作品本身的虚构性，并在写作过程中对作品加以评论。这种写作手法挑战了现实主义作家们再现真实世界的努力，同时模糊了现实与虚构、写作与批评的界线。

在《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在试图使用传统叙事方式来再现战争的努力失败后，最终寻求到一种新的方式，后现代主义评论家们称之为元小说的叙事手法。在小说的开篇部分，冯内古特便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并直接告诉读者他写这部关于德莱斯顿大轰炸小说的艰辛。叙述者接着抱怨在过去的23年间，他是如何迫切的想要写部小说来记录他亲身经历过的二战，却又发现在试图重现这段历史时，语言又变得如何苍白无力，并且他身边了解战争的人都坚持认为他写不出一部好的反战作品。关于小说本身，叙述者在开篇便提前告知读者这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并强调这部作品绝不会是战争的赞美诗。同时，作为叙述者的冯内古特甚至还不时走进他虚构的世界里并成为故事的人物角色之一。从小说的第二章开始，冯内古特作为叙述者便消失不见，而以比利•皮尔格利姆为主人公的故事开始。然而，叙述者时常介入比利的故事并提醒读者他也是故事的角色之一，并和比利一同经历同样的事件。例如，叙述者“我”的第一次出现是与比利一同作为战俘同其他士兵一同被押上前往德国的货车车厢时。正是以在写作过程中设计并评论作品本身的这种典型的元小说叙事方式，冯内古特刻意营造出一种虚构的氛围，而通过其本人作为叙述者甚至人物角色不断出现在小说主人公的故事中，使得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逐渐模糊，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开放性得以体现。

然而，了解冯内古特的生平和写作背景的读者却不难发现，《五号屠场》的三重叙事角度，即作者冯内古特、叙述者冯内古特以及小说的主人公比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的出身与成长背景，同样的经历，且比利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可以从作者冯内古特的经历中找到原型。甚至从某个层面上讲，比利的故事可以被视为作者冯内古特的自传。或许会有读者质疑，如果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那么为什么作者还要假借一个虚构人物来代言，并不辞劳苦的使用一个三重的复杂叙事方式?答案正如马尔文的判断:“冯内古特对于这种文学形式的实验创新是出于他想要找到一种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看法的方式的迫切需要”(Marvin2002:17)。不难想象，作为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生还者，冯内古特受到的震撼和创伤足以使他在试图重现这段历史时感到无助和束手无策。因此，只有在叙述的同时远离这段经历才能够使他在精神上不涉入、不再受伤害的前提下做出真实、冷静、客观的记录，而小说的主人公比利便成为他的“面具”或代言人。正因为如此，冯内古特会在小说中反复提醒读者他也是战争的目击者及受害者，其中一处便是比利从轰炸事件中生还后同其他战俘一同挖掘废墟的场景，作者写道:“我当时就在那里……我们一起在客栈老板漆黑的马厩里待了两个晚上……”(冯内古特2000:156)人称单复数的转换传达出冯内古特对读者的提醒: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比利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更是千千万万个战争的受害者和生还者的故事。

事实上，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自传有时也会被界定为一种元小说形式，但是它本身的现实意义并没有改变。“当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界线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与自传的叙事方式相结合时，目的就是为了架起连接生活和艺术的桥梁”(Hornung1997:222-23)。在《五号屠场》中，具有自传色彩的元小说叙事方式便具有治疗的效果，它能够帮助作者冯内古特调和再现历史的迫切愿望与回避创伤之间的矛盾，使得他克服叙事困难，重建身份，从而更好的传达小说的现实意义———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无尽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