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构想

“为了适应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需要”［1］，朱德发先生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①应该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确实从理论上适应了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需要，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难度之一就是书写的标准问题，即如何把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港澳台文学等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文学现象的罗列。这就需要在这多场域多样态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一个联结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涵括也涵括了众多驳杂的文学现象后，再以现代性作为贯穿的红线，显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基于此，笔者在这里大胆提出以传统文化为坐标，作为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维度。

所谓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写作，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作为叙述主体，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遭遇、碰撞与交融及在文学场域中的表现作为叙述的线索，清晰地勾勒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明遭遇过程中的防御、碰撞、隐退、反弹，将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主动的自我改造以及被动的承受改造作为梳理文学现象及其发生根源的线索，将晚清以来所有的文学样式均纳入其中，从而梳理出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勾勒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由传统文化衍生的文学表现的种种形式以及被人为分割为相对独立而又有着内在联系的各场域的文学发展概貌。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提出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是对现代文学以西方文明的传入为中心的反动，或者说，它是一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的策略反动。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的叙述不应该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冲击，使传统文化发生了改变”，而是“传统文化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自身主动变化或者被动进行改变”的叙述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文化殖民的清算，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后殖民理论中，人们试图将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以及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同时纳入视野，以反对文化的‘同质性’来强调‘异质性’的重要，以民族文化的起源来突出主体形成的过程，并进而探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2］也只有在清算文化殖民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对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反思和清理，达成民族现代性的文学。日本学者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将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认为“东洋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只有在抵抗状态中，东方民族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并形成具有本土意义的美学思维与文学形象。在此基础上，民族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与形象［3］。文学对于民族建构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形象、思想等文学性的表达，探究、阐释其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大凡一个社会，从表面上看来，种种组织，小若家庭，大若国家，东洋西洋，各各不同。他的不同的原由，皆根于社会心理的各异。……但是这些心理，历史上有许多看不出来，倒是文学表现得最明显。”［4］朱希祖说的时候针对的是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同样适用。文学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由于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以文化为切入点探究文学现象和规律就具有了可能性;同时，由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以及传统文化本身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有了可能。

一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书写面对的最大的质疑就是会不会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遮蔽。笔者认为不会。不仅不会，反而会凸显现代性在中国从介入到产生影响以至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并且还可以清晰透视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或以现代性为坐标，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现代性的先设性前提是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方向因而是我们的归宿，那么传统文化的先设性前提则是基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接续———其间既有继承又有改造。以现代性为叙述视角是将西方文明作为本体，将传统文化作为客体和他者，叙说现代性在古老中国的逐步推进并进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则是以西方文明为他者，叙说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自觉防御、逐步退却以至二者相互碰撞、交融从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现代性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过程。如果说以西方文明为叙述视角是引领现代文学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那么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真实呈现古老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迈向现代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最终与西方文明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在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自身不断发生着裂变并产生出不同的文学式样，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的输入更是改变着传统文学的叙事内容和书写形态，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撞交融则使文学表现更加复杂化。于是我们看到，面对西方的强大，现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自觉学习西方，介绍西方观念，引入西方思想，并在实业上学习西方进行工业化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是一些文人开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尽管其思想主体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他们的创作与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德威甚至因此断定，从文化生产角度看，晚清文学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5］(P4)，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中国历史上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和思潮，既有传统体式传统思想的创作，也有传统体式新思想的创作，还有传统体式思想模糊很难用传统或西方思想概括的创作;既有新体式传统思想，也有新体式新思想，还有新体式半新不旧的思想;如此等等。晚清时期，无论文学思想、文学样式、文学话语叙述方式、语言等等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显示出古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初遇时形成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使中国文学显示出现代性的因子。“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5］(P6)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形势，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必定会处于防御状态，自身也不断借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将现代性纳之于自身的叙事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就是传统文化通过改造自身包容现代文明从而显示出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的表现，尽管其是非功过不好妄自评说。